威权国家 《晋商之死》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2)



他提到了戏剧:人生犹似舞台,舞台恰如人生。元代,出身今山西运城的关汉卿的性格也具有山西人豪放与细腻的两重性特征。他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窦娥冤》,慷慨悲歌、满篇豪爽。而他的散曲,则细腻缠绵、委婉动人: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好叫人感叹!

  这篇文章还从小说的角度来分析:小说是社会生活的映像和折射,其人物和情节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融入了其性格特征。明初,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开朗与细腻生动的两重性在小说中也得到了绝好体现。且看《三国演义》的卷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气势雄浑,内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达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在书中对人和事的细节刻画上却又是细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动逼真,十分传神,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失街亭、华容道等。

之所以引用这么多,说明什么呢?在这些文学现象的背后,我们折射看到的山西人的性格是: 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既质直侠气又保守悭吝,既有强悍的内质,又常常表现得胆 小软弱,复杂多变双重性明显。媚事、威权、怕事;拘谨、质朴、内敛;细腻、自守;开拓、勇敢、放纵。

为什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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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

 威权国家 《晋商之死》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2)
   张志蓬先生在《山西人性格的文化解读》这篇文章中如此总结山西人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都是由此(指地理环境)决定和派生的:高山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使人们视野狭窄;交通闭塞又使得人们信息封闭,内外交往不发达;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正如孔子所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智者如行云流水,变动不居,周流无滞,快乐无比;仁者似崇山峻岭,厚重不迁,高不可攀,万寿无疆。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得也是山的无私性和水的兼容性。以山水喻人性,可谓是形象贴切又逼真。此外,同样是山西人,由于受亚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如晋北人粗犷尚武,晋中人精明重商,晋南人礼让文雅等。”

   但是,我们知道,仅仅有地理渊源是不够的,没有外压,这种内因无法让一个地域的人群性格发生变化。国民性是由一个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历史遭遇和社会体制共同决定的。如果将这种地理渊源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山西人的性格在几重作用下,是如何地形成。

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江南人士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险要的山川地理形势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并感叹:“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地理如此,物产也似乎要印证这一点,因为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山西境内确实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你看,就连抗日战争时期都印证了这一点。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山西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故历史上凡是在开封、洛阳、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视山西为其政权的天然屏障,无一例外派重兵驻守。故此,有利时走出大山,外向谋求发展,不利时退守雄关险隘,以求自保,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大大小小的王朝兴衰在汹涌的滔滔历史长河中荡漾,而这里面,山西这块地域,似乎是王朝更迭兴替的催化剂、晴雨表。

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受封唐地。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晋文公的苦心经营,晋国曾是七霸之一。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的“胡服骑射”和魏文侯的改革都极大地增强了两国的国力,成为当时的强国。

公元前260年,白起指挥秦军悄然驰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赵军,射杀赵军统帅赵括,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头颅山积,血流成河。秦军于“古冀之襟地,两淮之咽喉”的长平一战获胜,此后“得上党而望中原”。 匈奴从殷周以来,就一直威胁着中原的各代王朝。它的地盘就在今雁门关北面。秦统一中国后,全国的中心逐步内移,山西成了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中原王朝把山西作为抵御游牧民族铁骑的防线,在那里构筑关隘,屯驻精兵。而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先要占领山西,以山西为基地再继续南下。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被四十万匈奴大军包围七天七夜。梦魇般的七天七夜后,总算靠着计谋百出的陈平,他逃脱成为刀下之鬼的厄运。此后的汉帝国,自高祖起,文帝、景帝,皆大力经营晋阳(今太原),筑建雁门关,守护帝国北部,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方转守为攻,长驱大漠,追亡逐北,开创了汉帝国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全盛局面

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凭借“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起兵反隋,兵锋西向长安。山西人为唐王朝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李渊举事后,山西人纷纷响应加入李氏的部队,如陈叔达、房玄龄、魏征、李靖等,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朝开国后,又有更多的山西人跑到长安去。写“此物最相思”的诗人王维去了,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去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去了,还有温彦博、裴耀卿、裴度等等。山西闻喜的裴家有十几个人做过唐朝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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