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那你就错了。所谓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 在小说《终极底牌》中，张欣写下这句话，含蓄阐释了她的写作初衷。11月，《终极底牌》刊发于《收获》杂志，与此前作品不同，在这部小说里，年近花甲的张欣转向温情描述，描写了两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高中生的生活和情感。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崖嫣和豆崩是两名就读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两人都来自单亲家庭。像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他们有各自倾慕的对象：崖嫣仰慕学校的美术老师江渡，豆崩喜欢高三的学长程思敏。看似平静的生活轨迹中，隐藏涌动的暗流—江渡的父亲江渭澜竟是崖嫣母亲的初恋情人。当年，为了报答舍命相救的战友，江渭澜不辞而别离开初恋情人，成了别人的丈夫，扛起了另一个家。而程思敏的母亲就是崖嫣和豆崩的班主任兰老师，她费心培养的儿子出类拔萃，却在保送清华的大好机会面前，只身悄然去了北京龙泉寺。 《终极底牌》被视为张欣小说写作的一次回归。 张欣的早年作品多描述人性之善，后期则切入社会黑暗面，多写生活的复杂与尖锐，如评论家雷达所说，“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这一次，《终极底牌》虽然也有灰暗的情节，人性的丑恶，总体上还是一个温情的故事。张欣解释：“如果一个社会的底线越来越低，你也去写很糟糕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简直都变得没有底了。从这个角度，我想写的是黑暗里的微光，而不是伸手不见五指，要多黑有多黑。” 写温情故事，却从两个单亲家庭开始，源于张欣对幸福与爱的不同看法。“有时候关心别人也是一种暴力。我们总是很大张旗鼓地去关心，但其实受关心、受爱护的人本身可能是很不愿意的。有时候，大人都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事，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对小孩，我们却不能体会。”小说里，两个高中生采取了一切可能措施，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出自单亲家庭，这种执著来自于张欣在现实中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学生的父亲生前是出租车司机，爸爸去世后，他总是叫一辆出租车停在学校门口接他，为的只是告诉别人‘我爸爸还在’。” 《终极底牌》里没有宏大叙事，支撑起故事的，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文学不是说总要反映特别奇怪的东西，但它总是需要一个突破口。在常态的情况下，大家看的都一样，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还是暗流涌动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故事也就不一样。”张欣说。 底线消失时，再写灰暗没有意义 时代周报：你之前的作品一直比较灰暗，这次为什么会有转变？ 张欣：我觉得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包括写作。我对于人性的态度，始终也没有断，只不过现在希望载体能轻松一些。如果要写灰暗的东西，可以无尽地写下去，你坏？我比你还坏！昨天有人去打医生，今天就有人干脆把医生杀了。看到现实里的这些，我突然觉得，其实最终照亮我们的还是些温暖的东西。我觉得在现实已经没有底线、完全超出了常人可以想象的情况的时候，再写灰暗已经没有意义。 其实我早期的作品还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而且我发现很多读者都记得我早期的作品，所以我就想试试自己还能不能写有亮度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写起来我才知道，灰暗的东西反而还比较好写，因为别人很容易相信：现实里还有比他更坏的。其实中间很多次都觉得自己有点坚持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写。自己一旦不信，就会变得很奇怪，很矫情。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基本上写的都是城市故事，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都市小说所占比例并不大，莫言、阎连科等作家写的基本都是乡土题材。 张欣：都市文学真正开始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之前，所谓的城市人和乡村人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一样呢？因为思维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穿的是老棉袄，我们穿的是超短裙。观念一旦一样，文学就显现不出来。有些人写都市，最多写一个夜总会，写烫了头又涂着红指甲的女郎，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如果在观念上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就不是都市文学，而只不过是乡村文学里的人物穿上了都市的衣服。所以，我觉得都市文学不是表象的。乡村故事可能是血淋淋的，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压力来自生活层面。但是城市人，他或许有房有车，但可能遭受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其实是一样病态的，对人来说也很残酷。 在我看来，城市人实际上也有非常规矩的一面，大部分人都规矩地过生活。过去的观念是一个人只要正直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现在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在现实中，有很多人一直很坚守的东西都受到了挑战。我就常常会感概，“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这种情况下，人一定会迷失，内心一定会有挣扎。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依然要坚持，这也是这个小说为什么叫“终级底牌”的原因—就算生活欺骗了你，有的人还是会坚守自己心里认为正确的东西。
虚构类文学作品应该“慢”下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城市化”发展迅猛，在这种背景下，都市小说的发展空间照理说应该很大，但实际上，出风头、受关注的反而是一些纪实类作品。 张欣：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变化快到大家都反应不过来，所以虚构的空间反而会变得特别小。就像我们最近说的“汪峰上不了头条”，社会上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一件事很容易马上就被新的热点取代了，虚构的东西反而没有现实那么精彩。人家都说现实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就是信息大爆炸，什么事都有，而且非常快地可以传达出来，全世界通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小说的虚构空间变得比较小。 因此，小说这类虚构类文学作品也应该慢下来，因为你比不了现实的那种“快”和“真实”。比如，把地震灾难拍成片子都不好看，因为逼真的新闻已经把我们冲击得足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比较“慢”的虚构文学，比如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反而会有读者。我个人的解读是它比较能够让人心静下来。 至于非虚构类的东西，我认为肯定会很蓬勃地发展，现实中每一件事之间的交叉会越来越快。而虚构的东西需要更耐琢磨一些，它需要回头去品味。“文革”过去了那么久，为什么有人到现在才道歉？这说明人一定要一个回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会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需要对这个时代负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学的一种，因为文学离不开这些回忆。一个年纪特别小的人写的小说，肯定就是科幻或者校园什么的，是很即兴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经历更多沧桑的东西。所以小说类作品，如果没有一点点反思或者是辨析，没有把现实的素材拿去搅拌，肯定搞不过非虚构作品的冲击力。 真正的小说是很多样的，但关键是你有没有让人家觉得你在思考一些东西，这样别人才会在你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因为故事说到你心里了。我觉得文学应该起到这个作用，而不是猎奇。 时代周报：《终极底牌》是以广州为城市背景的，眼下描写广州城市特色的小说更少，和广州本土文学气息比较弱有关吗？ 张欣：广州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商都。我觉得这挺正常的，有的地方写作特别欣欣向荣，有的地方就不怎么出作家，我们不能强求广州。我觉得现在的写作越来越个体化了，城市内的写作不能总是搞“集团军作战”，动不动就说你们那里有多少人在写作，有多少人爱文学。我觉得用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吧，我就是挺正常的个体化写作。 但是反过来，商业气息浓的地方，文学其实也在。作为一个在里面生活的人，我觉得可以用很平视的视角去看广州，广州都市文学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滞后。它会让你始终都有一个很平常的心态看待生活，在这个情况下，你得到的启示是非常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