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温情写作,张欣摊出《终极底牌》:虚构小说已不如现实精彩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那你就错了。所谓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

  在小说《终极底牌》中,张欣写下这句话,含蓄阐释了她的写作初衷。11月,《终极底牌》刊发于《收获》杂志,与此前作品不同,在这部小说里,年近花甲的张欣转向温情描述,描写了两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高中生的生活和情感。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崖嫣和豆崩是两名就读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两人都来自单亲家庭。像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他们有各自倾慕的对象:崖嫣仰慕学校的美术老师江渡,豆崩喜欢高三的学长程思敏。看似平静的生活轨迹中,隐藏涌动的暗流—江渡的父亲江渭澜竟是崖嫣母亲的初恋情人。当年,为了报答舍命相救的战友,江渭澜不辞而别离开初恋情人,成了别人的丈夫,扛起了另一个家。而程思敏的母亲就是崖嫣和豆崩的班主任兰老师,她费心培养的儿子出类拔萃,却在保送清华的大好机会面前,只身悄然去了北京龙泉寺。

  《终极底牌》被视为张欣小说写作的一次回归。

  张欣的早年作品多描述人性之善,后期则切入社会黑暗面,多写生活的复杂与尖锐,如评论家雷达所说,“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这一次,《终极底牌》虽然也有灰暗的情节,人性的丑恶,总体上还是一个温情的故事。张欣解释:“如果一个社会的底线越来越低,你也去写很糟糕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简直都变得没有底了。从这个角度,我想写的是黑暗里的微光,而不是伸手不见五指,要多黑有多黑。”

  写温情故事,却从两个单亲家庭开始,源于张欣对幸福与爱的不同看法。“有时候关心别人也是一种暴力。我们总是很大张旗鼓地去关心,但其实受关心、受爱护的人本身可能是很不愿意的。有时候,大人都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事,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对小孩,我们却不能体会。”小说里,两个高中生采取了一切可能措施,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出自单亲家庭,这种执著来自于张欣在现实中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学生的父亲生前是出租车司机,爸爸去世后,他总是叫一辆出租车停在学校门口接他,为的只是告诉别人‘我爸爸还在’。”

  《终极底牌》里没有宏大叙事,支撑起故事的,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文学不是说总要反映特别奇怪的东西,但它总是需要一个突破口。在常态的情况下,大家看的都一样,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还是暗流涌动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故事也就不一样。”张欣说。

  底线消失时,再写灰暗没有意义

  时代周报:你之前的作品一直比较灰暗,这次为什么会有转变?

  张欣:我觉得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包括写作。我对于人性的态度,始终也没有断,只不过现在希望载体能轻松一些。如果要写灰暗的东西,可以无尽地写下去,你坏?我比你还坏!昨天有人去打医生,今天就有人干脆把医生杀了。看到现实里的这些,我突然觉得,其实最终照亮我们的还是些温暖的东西。我觉得在现实已经没有底线、完全超出了常人可以想象的情况的时候,再写灰暗已经没有意义。

  其实我早期的作品还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而且我发现很多读者都记得我早期的作品,所以我就想试试自己还能不能写有亮度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写起来我才知道,灰暗的东西反而还比较好写,因为别人很容易相信:现实里还有比他更坏的。其实中间很多次都觉得自己有点坚持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写。自己一旦不信,就会变得很奇怪,很矫情。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基本上写的都是城市故事,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都市小说所占比例并不大,莫言、阎连科等作家写的基本都是乡土题材。

  张欣:都市文学真正开始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之前,所谓的城市人和乡村人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一样呢?因为思维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穿的是老棉袄,我们穿的是超短裙。观念一旦一样,文学就显现不出来。有些人写都市,最多写一个夜总会,写烫了头又涂着红指甲的女郎,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如果在观念上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就不是都市文学,而只不过是乡村文学里的人物穿上了都市的衣服。所以,我觉得都市文学不是表象的。乡村故事可能是血淋淋的,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压力来自生活层面。但是城市人,他或许有房有车,但可能遭受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其实是一样病态的,对人来说也很残酷。

  在我看来,城市人实际上也有非常规矩的一面,大部分人都规矩地过生活。过去的观念是一个人只要正直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现在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在现实中,有很多人一直很坚守的东西都受到了挑战。我就常常会感概,“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这种情况下,人一定会迷失,内心一定会有挣扎。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依然要坚持,这也是这个小说为什么叫“终级底牌”的原因—就算生活欺骗了你,有的人还是会坚守自己心里认为正确的东西。

 回归温情写作,张欣摊出《终极底牌》:虚构小说已不如现实精彩
  虚构类文学作品应该“慢”下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城市化”发展迅猛,在这种背景下,都市小说的发展空间照理说应该很大,但实际上,出风头、受关注的反而是一些纪实类作品。

  张欣: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变化快到大家都反应不过来,所以虚构的空间反而会变得特别小。就像我们最近说的“汪峰上不了头条”,社会上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一件事很容易马上就被新的热点取代了,虚构的东西反而没有现实那么精彩。人家都说现实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就是信息大爆炸,什么事都有,而且非常快地可以传达出来,全世界通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小说的虚构空间变得比较小。

  因此,小说这类虚构类文学作品也应该慢下来,因为你比不了现实的那种“快”和“真实”。比如,把地震灾难拍成片子都不好看,因为逼真的新闻已经把我们冲击得足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比较“慢”的虚构文学,比如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反而会有读者。我个人的解读是它比较能够让人心静下来。

  至于非虚构类的东西,我认为肯定会很蓬勃地发展,现实中每一件事之间的交叉会越来越快。而虚构的东西需要更耐琢磨一些,它需要回头去品味。“文革”过去了那么久,为什么有人到现在才道歉?这说明人一定要一个回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会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需要对这个时代负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学的一种,因为文学离不开这些回忆。一个年纪特别小的人写的小说,肯定就是科幻或者校园什么的,是很即兴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经历更多沧桑的东西。所以小说类作品,如果没有一点点反思或者是辨析,没有把现实的素材拿去搅拌,肯定搞不过非虚构作品的冲击力。

  真正的小说是很多样的,但关键是你有没有让人家觉得你在思考一些东西,这样别人才会在你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因为故事说到你心里了。我觉得文学应该起到这个作用,而不是猎奇。

  时代周报:《终极底牌》是以广州为城市背景的,眼下描写广州城市特色的小说更少,和广州本土文学气息比较弱有关吗?

  张欣:广州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商都。我觉得这挺正常的,有的地方写作特别欣欣向荣,有的地方就不怎么出作家,我们不能强求广州。我觉得现在的写作越来越个体化了,城市内的写作不能总是搞“集团军作战”,动不动就说你们那里有多少人在写作,有多少人爱文学。我觉得用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吧,我就是挺正常的个体化写作。

  但是反过来,商业气息浓的地方,文学其实也在。作为一个在里面生活的人,我觉得可以用很平视的视角去看广州,广州都市文学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滞后。它会让你始终都有一个很平常的心态看待生活,在这个情况下,你得到的启示是非常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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