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晋商的“胎记”是什么？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www.aihuau.com|19纵观晋商“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盐，晋商其实萌芽较早，也一直在缓慢的发展着。之所以能在明清崛起，其关键，是政府以及政府推出的政策。在一个区域内长期困顿压抑的人，如果有一天突然获得了自有与财富，他自然会将这种获得的途径无限放大。晋商亦如此。因为政策的缘故，晋商兴起发达了，最后，晋商深深地相信：与政权力量相结合会保持自己获利的持久性与丰厚性。我们开篇就提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晋商不能例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保证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渠道将是他们权利推崇与维护的。晋商明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正因为因此，晋商们需要做的，就是和权力结合，或者以其财力通过各种方式结营官宦，从而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进行经商盈利活动的政策。而政府呢，把晋商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就这样，晋商与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官商勾结，实现各自的愿望与利益，这一点，贯穿晋商的百年兴衰史。由此，官商勾结相互获益成为晋商发展兴衰史的一个最大特色。 我们继续以历史史实来说明这一点。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币，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上一章节的文字已经提到了，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这样，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就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正常交易满足了怎么办？抢！蒙古军擅长的就是纵马抢劫，来去快速。在土地里弯腰躬身劳作了千年的汉人部队在马背上纵横自然不如蒙古军。你抢我打，打不过自然生气，生气就讨伐，结果讨伐不过，哈，我仇视你。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开天荒地出现这等事情，如何办？就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明朝政府决定与蒙占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二镇也开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其交易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外，还有服装、针、线等杂货。隆庆五年（1571）四月发生了御史郜永春弹刻王崇古、张四维之事。这一弹劾虽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是对议和派的不满，涉及到朝中权力之争。不久，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首铺李春芳辞职。接着，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首输，与王崇古、张四维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可见，围绕议和问题在朝中还出现了权位之争，并以议和派占居上风而告一段落。不难看出，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们之所以说这个历史过程是想说，各位看官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甚至影响朝中权位之争的背后，有着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的推动与影响。对此我们从王崇古、张四维的家世及其言行中即可看出来。王、张均为晋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见王海等也是晋商。王氏、张氏均为大商，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因此，他们通过在朝中做官的亲人影响朝中政策的制定，最终达到明蒙议和与开马币的结果。正如王崇古在上疏中所说：“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明史》卷 222）。在隆庆议和与开马市问题上，晋商显然通过朝中官僚发挥了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