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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10月22日宣布，由于港元兑美元触及了联系汇率制强方兑换保证区间水平，该局当日上午在外汇市场中抛售了50.4亿港元。最新的干预措施使得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从2177.8亿港元增至2228.2亿港元。金管局一周之内共在外汇市场中抛售了143.4亿港元。 据香港市场的最新数据，自2009年7月以来，流入香港的热钱就接近1000亿港元。为了抑制港币升势，维护联系汇率制度，香港金管局已连续半个月向市场注资共426.25亿港元。 来势远超预期 这些资金至少有大部分是冲着中国因素来的。资金流入中国市场也有迹象，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缩小，第三季度为389亿美元，但第三季度的外汇储备增加了1410亿美元，这表明近期资本流入已再度转热。截至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272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9.26%，9月新增外汇储备达618亿美元，仅次于今年5月的806亿美元和去年4月的745亿美元而排名历史第三。据央行14日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外汇储备增加3266亿美元，同比少增507亿美元。而一季度，由于外需不振、贸易低迷等因素，资金流入显著放缓，外汇储备仅增加77亿美元；二季度情况急剧变化，增量达到1779亿美元。 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热情开始重新高涨。去年以来外汇储备出现较大变化。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下滑、外资机构纷纷“去杠杆化”，国际资金流出一度引发担忧。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进入低速增长期，去年10月和今年1月更是分别减少259亿美元和326亿美元。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扭转。从单月数据看，4月、5月、6月外汇储备分别增加552亿美元、806亿美元和421亿美元，5月数据更是创下月度历史新高。而7月、8月、9月外储分别增加430亿美元、362亿美元和618亿美元。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及种种资产价格泡沫信号吸引下，热钱正在重返中国。更多市场人士认为，由于其经济基本面远远好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中国将会在2009年下半年以及2010年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这样的资本流入将不仅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且也会给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从而加剧中国的资产价格通胀。 面对这种形势，国家外管局也开始有所警惕。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10月15日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指出，中国涉外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上将趋于好转，外汇净流入可能增加，国际收支较大顺差格局不变。但报告同时指出，世界经济复苏仍需时日，国内经济运行还面临较多困难，外资大量流入的内外部环境尚不具备，全年国际收支状况将进一步改善。 “外管局可能低估了未来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下半年到明年年中，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元套利新兴市场的浪潮将会出现，而这些套利热钱的主要目标，可能就是中国。” 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外储逐步增长，就反映出美元套利资金逐步加大进入中国境内的步伐。今年二季度以来，香港市场资金“水浸”的场景，再次说明美元套利资金选择香港作为做多中国的前哨站。今年9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78.99亿美元，同比增长18.9%，继8月以来连续第二个月同比增长。9月份新增外商投资企业2117个，同比增加17.6%。这是继金融资本套利中国之后，实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地做多中国。 央行副行长马德伦10月20日就表示，从长期看，国内的通胀压力在逐步积累，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在强化；同时，国际收支失衡引致的流动性压力加大，由于美元趋弱而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加，大量国际资金可能回流，将对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更大挑战。这个表态，表明央行已经充分意识到国内经济的热钱流入加快、通胀面临拐点的风险；而面临着这些风险，是需要货币流动性不断趋紧来应对的。显然，央行的担忧，会在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有所体现。 在年内剩余的时间里，虽然仍然会宣称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有可能继续有限度地紧缩流动性，可用的手法有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中标利率，从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上行；甚至不排除有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短期内，虽然澳大利亚已经率先加息，但全球主要央行加息进程的到来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美、欧、日等国央行现在都没有勇气率先揭起升息的大旗，目前它们最主要的担忧仍然是经济复苏的持续性问题，而通胀的忧虑显然还不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分析，近期央行上调基准存贷利率还为时过早，可能性很小。不过，负责汇率的央行货币二司成立则显示汇率紧迫。 汇率成焦点 国际上针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早在20国集团匹兹堡第三次金融峰会前，英国《金融时报》便率先“发难”，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由人民币做起。此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工业国家7国财长会议等，都纷纷对人民币升值施压。 虽然10月15日奥巴马政府在当前形势下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人民币面对的升值压力还是不能小觑。许多国家正在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正是对人民币施压的工具。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各国面临的金融危机创伤开始愈合，各国开始有精力对贸易和汇率问题指手画脚了。由于中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快，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亮点，在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背景下，各国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民币汇率之上。”魏加宁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国际形势？中国是应该继续挺下去，还是在压力之下进行调整？如果挺下去，应该坚持到何时？这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在奥巴马总统11月的访华之行中，很可能提升汇率问题的优先级，与中国进行洽商。” 现在似乎更紧迫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也认为，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汇率问题已经通过对外贸易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逐年积累,这个压力总有一天是要释放出来的。是逐步释放还是积累到压力难以承受时再释放？这是一个逃不脱的选择。” 现在货币决策层依然选择“堵”的办法，不断加高阻挡热钱洪流的堤坝，巨额发行央行票据对冲大量外汇流入。在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看来，这种政策选择却有着现实的必然性。 1993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目标主要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增强外汇储备实力。但10多年来政策目标基本没变，虽然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万多亿美元，增强外汇储备仍然是体制运行的激励机制核心。陈兴动认为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最高决策层一直对泰铢和港币受热钱攻击的惨烈印象深刻，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内的许多金融改革进展，也因此大大减缓，或缺乏勇气而难有突破。 “外汇储备‘只能增、不能减’的政策思路，将央行和其旗下的外汇管理局牢牢锁定在‘砌墙堵坝’的位置上。”陈兴动指出，这些背景还使金融决策权力全面上收到最高决策层，无论是央行还是外汇管理局，更多扮演的是政策执行者，而非政策主管者或决策者，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决策责任都转移到国务院高层。也就是说，原本应该由一套技术官僚系统责任和督导的决策体系，却只能依靠最高层的智慧来完成。这一方面不断加大了政策的决策风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各部门围绕各自利益运转而缺乏统一的责任目标,使决策执行步骤之间相互冲突。 “事实上，各部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也在不断影响高层的决策方向。导致货币政策决策更像是部门利益的协调和意见的相互妥协,而非直接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人民币升值问题最后变成了热钱与决策层意志之间的‘俄罗斯轮盘赌’。” 面对动辄数千亿的热钱规模，无异于杯水车薪。现在一边是汇率矛盾在逐渐加深，一边是金融决策层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这场赌局的主动权，随着外汇管理局外汇储备“大坝”的越筑越高而呈现着微妙的变化。 在全球经济复苏如此脆弱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应该坚持一个原则——“以我为主，国内为大”。在当前情况下，汇率政策已经不是一个金融政策的调整了，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利益博弈。郭田勇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应该放开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价格，从而调整过去对人民币资产的扭曲定价，但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国还是应该坚持对人民币汇率的既定政策。 人民币现阶段“软盯住”美元的状况，意味着中国央行要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很有可能会选择跟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同时，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中国央行显然差于美欧同行，国内控制价格的任务让位于保证经济增长的情况也更容易出现；况且，国内的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郭田勇认为留给央行的操作时间已经不多了。“或许现在已经失去最佳的时间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