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是沃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有“幕后智囊”和“最后的秘密武器”之称。他在外界的知名度、透明度一直很低，其智慧、价值和贡献也被世人严重低估，他就是查理·芒格。 在投资界中，沃伦·巴菲特与查理·芒格无疑是金融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投资大师，任何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这二人智慧的投资者都是愚蠢的。向巴菲特学习并不困难，关于他的文章和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而他本人也经常发表文章和公开演讲。但芒格却极其低调，他本人很少公开发表意见。因此，芒格的天才以及对巴菲特的深远影响很少为人所知，尽管后者很乐意承认这一点。巴菲特的大儿子就曾说：“我爸爸是我所知道的‘第二个最聪明的人’，谁是No.1呢？查理·芒格。” 与巴菲特第一次“亲密接触” 芒格于1924年的新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194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直接进入加州法院当了一名律师，并开始投资于证券并联合朋友和客户进行商业活动。随后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并在一个名为“自治社区工程”项目中赚到人生的第一个百万美元。 1958年，父亲的离世给查理·芒格留下痛苦的空虚感，不过这却打开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他在回家乡去料理父亲房产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年轻6岁的沃伦·巴菲特，那是一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见面，也是芒格常说的那种成功组合的绝佳例证，几个好点子凑到一起爆发出惊人的结果。 “沃伦和我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后就一直是朋友兼商业伙伴，虽然之前我们各自的多项投资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合之处，”芒格说，“以我的背景，怎么可能错过一个宁愿读书、考虑为杂货店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可以从任何读过的东西中有所收获的人呢？”芒格甚至可以从他祖父留下的名为《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这样的手写稿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在第一次会面后，巴菲特和芒格继续通过电话进行讨论，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芒格和几个朋友正打算开一家新的事务所，巴菲特却催他放弃法律做一个专业投资人。虽然芒格已经和好几个搭档合作过了，巴菲特却基本都是孤军作战。“我们看到双方都有些怪脾气，不过恰巧相当合拍，从此以后就以这样的形式做了伙伴，”巴菲特说，“我们不是非常正式的合伙人，不过精神上我们从来都是合伙人。”巴菲特有时候称芒格“世道好的时候是初级合伙人，世道不好的时候就变成资深合伙人。” 虽然见面后不久他们就决定合作，基于信任和双方对彼此智力的深深尊敬，这种合伙关系逐步渐进、水到渠成。 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两人总是通过电话分析商机，一个星期要聊上很多次。每当一笔交易成交时，他们就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一方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单独执行。“我们都太了解对方的想法，即使另外一个人不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巴菲特说。 巴菲特遇见芒格的时候才29岁，不过已经在投资方面很有经验了。但芒格为这个财富组合带来了法律观念，不过以他在商业世界中短暂尝试得到的经验，他也理解业务是如何运作的。“查理能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快更准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项交易。他能在60秒内看到所有可能的缺陷，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巴菲特说。 永远购买有价值的企业 收购喜诗糖果是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一起做的最早的几桩交易之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收购的公司。不过最重要的是，喜诗糖果给芒格和巴菲特上了一课，让他们的投资风格大为改变。 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利用蓝筹印花的公积金账户，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洛杉矶的小型公司——喜诗糖果。在喜诗糖果刚刚被收购时，许多老顾客对于把喜诗卖给这样一家不知名公司非常愤怒。一夜之间喜诗接到了很多投诉信，大家都说糖果的味道变了。当时的喜诗总经理哈金斯差不多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抚平了因公司出售而引起的骚动。 尘埃落定后，喜诗开始拓展在密苏里、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的市场，甚至还远赴香港。喜诗参加了1982年在田纳西州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览大获成功，以至于喜诗在当地开了一家分店。 但在1973年，喜诗差一点被来自中西部的一家主要糖果制造商击垮。一家名为“斯托弗太太”的糖果制造商大举开设自己的店铺，他们决定对喜诗展开一场攻坚战。“斯托弗太太”的店面看起来就和喜诗一模一样。 面对这种困境，法律专业出身的芒格说：“如果他们侵犯了我们的商标，我们可以告他们。”于是喜诗聘请了一位摄影师，派他去斯托弗店里拍下所有和喜诗商业外观相似之处，诸如方格地板、格子窗以及挂在墙上的老照片。 之后，查理严肃的告诉对方，如果继续这样做喜诗将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最终，对方放弃了模仿，同意不再开设任何新的抄袭店，已有的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整改。” 喜诗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它在自己的市场中是领导者。“有一些行业中，经营的本质就是有一家公司会获得压倒性优势，”芒格说，“赢者全胜是大势所趋。这种规模优势非常厉害。” 20世纪90年代，喜诗开始了一次更为小心谨慎的扩张行动。这次他们没有开新店，而是在机场和百货商场里开设专柜。20世纪末，喜诗在全美各地共有约250家黑白色调的店铺，其中三分之二在加利福尼亚。公司每年售出3300万磅糖果，年税前营业利润达到了7300万美元。 “喜诗糖果，”多年以后芒格追忆这段往事，“收购的时候高出账面价值很多，不过还是有回报的。我们收购连锁百货店Hochschild Kohn时低于账面和清算价值，却完全没有效果。这两件事加起来帮助我们转变了投资思路，开始接受为优质资产付出更高价格的观念。” 收购喜诗时，查理和沃伦还是捡便宜货专业户。不过随着业务的增长他们有了新想法，转变势在必行。“你可以到别人涉足不多的领域里去看看，那里通常有很多机会。”芒格说。芒格和巴菲特能以那个价格买下喜诗纯属运气。“要是他们还想再多要10万美元的话，我们就不会买了，”芒格说，“我们当时就是那么愚蠢。” 当他们发现喜诗是一门出色的、不断发展的生意后，芒格和巴菲特认识到，收购一笔优质业务让它继续运作下去要比买下一家价格很低却在苦苦挣扎的公司、然后费时费力甚至费钱地去拯救它要容易和愉快许多。 “要是我们没有买下喜诗，我们也不会买可口可乐，”巴菲特说，“感谢喜诗为我们赚到了120亿。我们很幸运买下了全盘业务，这件事教会了我们许多。” 战无不胜的伯克希尔 从1978年开始，查理·芒格正式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成为巴菲特的左膀右臂，但伯克希尔真正名噪天下还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
1992年，巴菲特购入了14%的通用动力股份。随后世界上发生了好几件事情，东欧巨变，有一场公司赞助的荷兰式拍卖要将这些股份买回去。通用动力的股票从巴菲特买入时的11美元急升至43.5美元，他后来卖出了股份，收益相当可观。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巴菲特和芒格开始因为能够比其他投资者得到更好的交易条件而招来批评之声，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芒格为这种类型的交易进行了辩护，说伯克希尔拥有别人得不到的条款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伯克希尔“为对方带去的不止是现金”。芒格说，除了提供“耐心”资本让管理层能实行长期策略，巴菲特还会提供忠告和鉴定意见。 也许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芒格和巴菲特能够坚守他们理想中的策略，只要有可能，就对公司进行整体并购。一旦伯克希尔拥有了整家公司，他们两个就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分配公司利润。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一直在改变，1996年初，伯克希尔的股票投资组合占了总共299亿美元资产中的76%。到了1999年第一季度末，股票只占了32%，而那时总资产已经高达1240亿美元。这3年中，伯克希尔花了273亿美元买下了7家公司。在2000年的年度大会上，芒格解释说通过整体拥有这些公司，他们能将反复无常的股市或是伯克希尔股价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芒格和巴菲特都反复警告股东，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不断增长，要维持收入增长率变得越来越难，因此股价的增长也不可能和过去20年一样。 “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锚，会把你往下拽，”芒格解释说，“我们一直都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当我们拥有了100亿之后，却仍然能够实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复合增长。” 由于伯克希尔惊人的盈利能力，因此公众对芒格和巴菲特的要求标准高得惊人。他们的交易受挫会比一帆风顺更能引起关注。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伯克希尔公司收购了上百家公司，其中包括通用再保险公司、美联航空这样的业内巨头，巴菲特和芒格的触角甚至伸向了白银这类贵金属。 随着伯克希尔的不断发展，芒格和巴菲特之间的关系也略有改变。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他们每天要商议好几次。“我们现在不像以前谈得那么多了，”巴菲特说，“25年前我们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未来。一度，我们平均每天都要谈上一次甚至更多，那些都是长时间的对话。现在他主要在哈佛学院和芒格山庄从事慈善事业。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芒格只是比我更少地参与伯克希尔的事情。不过如果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大事的话，我们还是会商量。他非常理解商业和各种原理。芒格没有和我一样在伯克希尔中收起自己的自负，但他非常理解这一点。” “沃伦喜欢这个游戏，”芒格说，“我也喜欢这个游戏。即使在那些别人认为非常艰难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却充满乐趣。” 现在年过八旬的芒格已经退居幕后，视“功成名就”如“过眼烟云”，每天在星岛的木房子里钓鱼、晒太阳，与子孙共享天伦之乐。但谁又能想到，这位慈祥的鹤发老人在多年前就是一个金融帝国的掌控者，甚至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