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过30年实践，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已到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改革之时。而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很多领域，最重要的当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来说，改革开放30年，财政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上世纪20多年内，政府财政政策调控重点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从而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两个比重不断上升，而两个比重上升过快则可能是新问题。按预算内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收入已达GDP的21%。 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已产生某些副作用，突出问题是已成为提高国内消费的先决性阻碍因素。众所周知，消费主体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费，首先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必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多途径，根本途径是减税让利。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在总体上降低税负，恐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
最近财政部门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这些措施有一个概括，叫做实行“结构性减负”。解读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降低总体税负，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是对税收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这针对的是我国税收结构仍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现状。这两个侧面组合在一起，是要在减少宏观税负的总要求下，对现行税制结构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方向不同的调整，从而既实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过低的目标，又满足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要求。 与财政政策等量齐观的又一套调控政策体系是货币金融政策。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之多、强度之大创出历史纪录，但货币政策效力和效率却在逐渐下降，货币政策在治理通缩和通胀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冷静地分析显示，此次物价上涨局面的克服，与其说是货币政策产生效果，毋宁归因于刺激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国际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突然消失。 如果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的原因归结为央行调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对于仅有14年历史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无论从组织体系、政策目标、调控工具、操作艺术来看，还是就调控理念、从业人员素质而论，中国货币政策体系已可跻身世界前列。因此，货币政策调控效力递减，在于货币政策实施各方面条件发生变化。 因此，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的根本途径，仍然在于与时俱进，改革货币政策范式。 插排：货币政策长期以调控货币供应为主要任务，这种操作范式可能有问题。近年来，如果说货币政策有用，那也主要体现在对信贷的控制上。中国传统上是管制信贷的，改革开放30年中货币政策体系的一项很重要改革，是央行从控制信贷转变为控制货币供应。新范式的重点是否认调控货币供应的有效性，肯定调控信贷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