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一生，儒道一身-爱华网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著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著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中庸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的儒家人生

　　纵观萨缪尔森的一生，其与经济的不解之缘令人感慨；而横观其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儒家中庸之道在其生命中隐隐闪现。《论语·雍也》中写道，“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孔子感慨道，中庸大概是一种最好最高的境界了吧。）大洋彼岸的萨缪尔森是否读过《论语》并受其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人生智慧确实处处可见“中庸”思想的光辉。

　　对中庸的理解有三层含义，即“执中守正（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折中致和（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因时制宜（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是怎样走完他的“中庸之道”的。

　　执中守正——无过无不及

　　提到萨缪尔森，经济学界的人们往往称其为“经济学之集大成者”。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萨缪尔森将两种几乎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开创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新纪元。

　　就像冰淇淋之于火锅，就像太极之于拳击，就像茶艺之于可乐，萨缪尔森所融合的这两种学派——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是水火难融、针锋相对。简单来说，这两种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政府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信奉价格机制、均衡分析和经济自由化，不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主导经济的运行和正常发展。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无法实现自动的平衡，因此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一个是反对政府干预，一个是支持政府出手，萨缪尔森是怎样将二者融合的呢？答案很简单——中庸之道！他主张“在经济出现短期非均衡时，由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使经济恢复均衡，而当经济恢复均衡后，新古典经济学就重新适用了“，并称之为“新古典综合”的体系。其实，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政府“该出手时才出手”，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时应该掌握好“度”，不能管得太多，也不能放任自流——典型的“无过无不及”。

　　更典型的说法体现在他对中国的建议上，“中国将来应该以‘适度中间路线’（limited centrist）经济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层和人民推荐中间路线，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折中致合——亦敌亦友

　　提到萨缪尔森，就不得不提到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位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一直是萨缪尔森学术上的对手，二人经常在主流媒体上辩论，激烈程度有时甚至可以用“势不两立”来形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这位老对手：“他对自由简直是痴狂的（He was a libertarian to the point of nuttiness）”。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萨缪尔森有些得意地说：“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凯恩斯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但这种学术上的对立也被萨缪尔森的“折中致合”化解为二人的惺惺相惜，正所谓“合而不同”，亦敌亦友。虽然反对弗里德曼的极端自由主义，萨缪尔森对他的观点也绝非全盘否定。比如在自然失业率上面，虽然是弗里德曼设计的这个概念，萨缪尔森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于是他也竟然加入了自然失业率的寻找之中。弗里德曼去世时，萨缪尔森称赞他“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深远”。

　　因时制宜——无可无不可

　　在做学问上，萨缪尔森融百家之长，以“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理念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在不同的学术争辩中，萨缪尔森以开放的心态“折中致合”，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也颇谙中庸之道，做官与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两边同样精彩。

　　大家已经领略了萨缪尔森做学问的精彩。但这并不代表萨缪尔森“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天下事”。他曾抱怨“经济学家们满脑子经济原理，而他们周围的人却被抛进领取救济品的队伍中”。

　　虽然多数时间“宅”在家里和学院，但他的声音却传播广泛。他长期为媒体撰写专栏，对现实世界的挑战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以期帮助公众建立理性的认知并影响政府的决策。虽然萨缪尔森“未曾连续在华盛顿呆满一周”（他本人对此深感骄傲），但他对白宫的作用绝对称得上举足轻重，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1953年，他在美国预算局为政府出谋划策，在他的帮助下，美国克服了20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萨缪尔森在马萨诸塞州的一片海滩上给肯尼迪上了一堂40分钟的经济学课程，他告诉他的学生，“暂时减少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成为应对衰退的强大武器”，1963年，肯尼迪推出了著名的“减少个人所得税法案”——该法案被广泛认为为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75年，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尼克松的经济政策：当你把当前的经济衰推翻过来，就会清楚地看到“华盛顿制造”几个大字！

　　但他也绝不是那种贪图权力、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拒绝了肯尼迪总统让他出任美国经济顾问主席的美差，理由就是他不希望坐到一个不能表达他所思所想的位置上。因时制宜，随机应变——“无可无不可”，萨缪尔森将“中庸”的理念理解得通通透透，应用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