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2月8日，哈尔滨市物价局组织水价调整听证会，当时即有人怀疑，作为消费者代表参加听证会的若干人员身份有疑。国家发改委的调查已证实这一点。12月18日，济南市物价局召开水价听证会。之前有民意调查表明，七成参与调查者不同意上调水价，但听证的结果却是：八成同意涨价。 别让听证会成为遮羞布 如果说，哈尔滨听证人员身份假冒反映了价格听证组织工作的混乱，那么，济南听证会与民意调查结果的分歧，则从更深层次显示了价格听证制度的内在缺陷，因为这种缺陷，现有价格听证制度无法充分而理性地反映民意。 中低收入消费者没有参加价格听证会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是听证会组织机构、听证会代表遴选机制与意见表达与辩论程序，均存在缺陷。首先，听证会组织者应享有足够权威，并在垄断公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保持中立。《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而这一部门很容易受到垄断公用企业的影响，最合适的价格听证会组织机构是人大常委会或其下设的专业委员会，比起物价部门来，它更为权威，也相对中立；其次，听证会代表应当既专业，又负责任。唯有专业，才能有效地表达意见；而所谓负责任，当然是指比较明确地代表各自的群体发言。垄断公用企业的代表和行政部门代表通常是专业的，也会积极代表垄断企业的利益发言；但公众利益代表、消费者代表却经常不能做到这一点：前者可能专业，但不负责任；后者有责任意识，却不够专业。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听证会代表缺乏一个有效的遴选过程，没有规则可依。可取的办法是，从那些已经公开表达意见的人士中遴选代表。 （辛京 评点）
12月17日，财政部等五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打击开发商囤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当天，保利地产砸下30.4亿元拿下北京新地王；绿地集团、招商地产等开发商也分别在上海、南京等地高价买地。 国企地王为何不怕中央调控 诸如保利地产、绿地集团这些国有企业或者有官商背景的企业，之所以不惧怕国家调控楼市的组合拳，倚仗的不过是“国有”这棵大树：资金不缺，最不济还有银行贷款撑着；经营成果的约束性不强，拿了地王几年不开发也没人敢过问，就算亏损了，与经营者的利益也不严格挂钩。从国家楼市调控声声紧、开发商我行我素拿地王来看，对楼市如不采取矫枉过正的硬措施，地王就杜绝不了，畸高房价就降伏不了，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首先，在稳定市场预期上要矫枉过正。对于当前的畸高房价，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遏制上涨”，这样才能真正稳定市场预期。如果社会普遍存在房价继续上涨的预期，畸高房价岂能下来？地王又怎能消失？其次，在出台措施上也要矫枉过正，不留余地和幻想。此外，征收不动产房屋税应该提上议程，第二套房信贷政策需要进一步严格，预售款制度应该迅速调整直至完全取消。最后，必须让地王制造者、投机者以及越线的银行吃到苦头，才能使得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因此，采取矫枉过正的措施让房地产业有一个深度调整并不是坏事，相反会有益于该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余丰慧 评点）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报告（2009）》，称在华外企的社会责任指数畸低，100强外企中没有一个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其社会责任指数遥遥领先。 中石化比阿迪达斯更有社会责任吗 阿迪达斯和耐克质量过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这就是履行了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怎么就出现了“阿迪达斯2分，耐克0分”的情况？其次，石化双雄动不动就制造油荒、“逼宫”涨价；他们廉价占有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内石油资源，然后高价卖给国人；他们亏了钱向国家要补贴，赚了钱却很少向国家分红……这样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指数怎么就名列前茅？ 有评论认为这是“矮子里头选将军”，我却认为，这恐怕是评价指标（体系）出了问题。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说，外企社会责任指数低的主要原因是外企在华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严重不足，有些外企连中文网站都没有——哦，原来主要看企业自己披露了多少信息，也就是广告做得多不多、好不好。难怪有专家说该报告有失客观公正。同样，央企的社会责任指数遥遥领先，“与国资委的外部推动有很大关系”。难道国资委制定了章程，央企的社会责任指数就遥遥领先？社会责任评价事关企业声誉、舆论导向乃至政策倾向，研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的机构和个人，首先要对企业、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负责。社科院这份报告是否科学、客观公正，都令人怀疑。 （晏扬 评点） 12月18日，曾排名胡润富豪榜第六位的女富豪吴英，被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吴英本来可以不死 吴英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聚集的民间资金达到7.7亿元之巨，很多损失已无法挽回，从这个角度看，她是罪有应得。但吴英案同时也是我国贫瘠无助的民间金融生态中开出来的一朵恶之花，如果这个生态得不到改变，还会陆续有别的恶之花冒出来。 在民间资本极为发达的江浙地区，民间融资极有市场，在一些人眼里，民间融资是一桩无本的买卖，因此像吴英这样铤而走险者大有人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的民间资金已超过10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当然不能只存在银行里睡大觉，也不能只是冒较大风险炒楼炒股，而亟须寻找更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问题的另一面是，我国数量庞大的中小私人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极其庞大，但它们往往从银行贷不到款，而只能通过民间拆借进行融资，据了解，温州民间拆借的“利率”已高达14%。巨大的资金需求与正规的资金供给之间无法形成有效对接，于是催生出了一个庞大而隐秘的民间拆借市场，而这个市场上进行的交易，就是所谓的民间非法融资。吴英案可能只是民间非法融资的冰山一角。在当前民间金融体系不发达、企业融资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对于民间非法融资，只靠严刑酷法来堵只能事倍功半，真正的解决之道还在于给超过10万亿元之巨的民间资金提供更多“钱生钱”的合法渠道，引导它们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前行的发动机，而不是扰乱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 （莫丰齐 评点） 郎咸平日前在重庆君豪大饭店举行的财富论坛上说：“今天你们回去炒一道青椒肉丝，首先你会倒食用油，中国的食用油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要切猪肉，猪肉价格是谁决定的？是华尔街。青椒的价格又是谁决定的呢？还是华尔街。” 华尔街凭什么决定国内青椒肉丝价格 郎咸平的话能惊人，是语言“加工”的作用，但这无疑是敲了一个警钟。事实上，中国的粮食、生猪、蔬菜都是被孟山都、杜邦、拜耳等外国巨头一直虎视眈眈的。一旦玉米等粮食市场被美国巨头所控，猪肉价格就真的得由华尔街来决定。 为了自身利益，美国将操控黄金走势拉抬美元，使美元保持避险货币的霸主地位，狙击亚洲国家，一定是汇率战先行；对于国际黄金价格的上涨，郎咸平说，这也是美国操纵的。因此，对于国内的个人投资环境，包括黄金、存款、地产、股票不乐观。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何止是操纵黄金，它的手很长，只要能获得利益，什么也想伸手，至于他国的利益，他国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什么时候管过？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基因改造作物研发技术，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他们通过大投入获得的良种，控制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例如，转基因令阿根廷农民一贫如洗。阿根廷国内种植的大豆99%以上都已经属于孟山都所有。阿根廷农民不仅要为基因改造大豆付出附加的费用，更陷入法律诉讼的泥沼，苦不堪言，而孟山都公司却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郎咸平的炒一道青椒肉丝的价格由华尔街决定，应是给国人的一瓶清醒剂，如果还不采取措施应对，就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离现实不远。 （洪巧俊 评点） 据日前报道，新拆迁条例拟有四大变化。但比较明显的事实是，新拆迁条例对地方政府有很多“禁止”、“不得”的规定，却相对缺少明确的惩戒措施。 新拆迁条例不能没有“惩戒” 新拆迁条例的四大变化之一是明确规定“不得采取断水、断热、断气、断电等方式，或者以暴力、胁迫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拆迁。”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改变，但我以为，专家们更应在责任追究上下功夫，如果政府违反了这些规定，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有关负责人该受到怎样的惩罚？这些更应该是重点中的重点。没有惩戒的法规是很难被人信仰的，我们的很多法规，看起来很严格很规范，“严禁”这“严禁”那，但违规后的惩罚呢？语焉不详。这样的法规属于虎头蛇尾的法规。从保障百姓权利角度看，没有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物权法》实施之后，在一些地方，保障百姓私有财产权仍然不过是一句空话，由此可知，我们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将保障权利写进法律条文里，更要在惩戒措施上拿出细则。笔者期望新拆迁条例应该跳出只重视“禁止”而忽略“惩戒”的窠臼。 除此之外，有必要在监督审查拆迁上立一个规范。客观地说，新条例明确政府是拆迁主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现有的拆迁悲剧的主题实际上很多就指向地方政府，目前的很多问题在于，裁定属于违规建筑的主体是地方政府，主导拆迁的主体仍然是地方政府，这在程序上是有漏洞的。谁来监督政府拆迁？这就需要一个监督和审查的机制，笔者希望人大或法院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