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伍继延，现任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杰出湘商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等社会职务。 伍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首批下海弄潮的读书人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星族，但此后他的人生追求更加务实，以21世纪湖湘文化的传播者自居。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湘商“从无到有”，在湖南人的激烈争议中扶摇直上，今年更被列入所谓新十大商帮；但他却喊出了“十大商帮应死，全球华商当立”的口号，旨在推动各地域商帮走向融合，推动华商整体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走向强大。
日前，伍继延就中国民间商会的健康发展问题接受《中国商人》专访时表示：中国民间商会的崛起，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中，将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而民间商会未来的发展，当务之急是立法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进步，商会都将是一个建设性的推动者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民间商会的会长，你如何看待其在我国民营经济乃至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有可能发挥的作用？ 伍继延：我们现在说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商会，所以让我讲民间商会的地位，就不仅是它在经济中的地位，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中，民间商会都将发挥它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民间商会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首先民间商会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苏联的模式是休克疗法，给社会造成大震荡，罗马尼亚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市场经济，而中国是唯一从计划经济和平演变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的稚嫩和弱小使它迫切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弱小它需要保护，因为稚嫩它需要规范。所以我讲民间商会首先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其次，民间商会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大量的民营企业，我们国家正在建设和谐社会，那么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我的理解就应该“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社会组织，民间商会刚好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讲还权于民的话，这个“民”很难说是直接的老百姓，它应该是民间商会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民间社会组织。 第三，我认为民间商会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实行的还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有一些抓手。就我们这些商会来讲，商会章程规定它是民主的商会，其组织形式也是民主的组织形式。这就可能使广大会员在商会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民主训练、学习。任何一种民主，一定需要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我们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在城市搞社区选举，商会也可以成为煅炼会员民主能力的舞台。 另外，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认为可能会区别于历史上西方民主的形式，很可能是一种代议制为主的形式。我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定是推出一些意见领袖来代表自己的选民，而不太可能采取一人一票的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组织起来的商会，其会员得到了很好的民主的训练，也经过了民主选举的考验，它对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会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它一定是一个建设性的推动者，而不是一个盲目的反对派。 应通过《商会法》来规范商会行为，保证会员民主权利 中国商人:你认为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还应该有哪些措施保证商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伍继延：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立法问题。我们国家对商会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主管单位批准之后，再去民政部门登记，这是与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模式相匹配的。 现在我们讲结社自由，这本来是宪法保证的公民基本权利，但这个基本权利如果得不到法律上的保证，换句话说我们仍然采用双重管理的模式，既有主管单位，而且还要去登记备案，实际上对公民的结社自由构成妨碍。目前来看，双重管理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第二，我们必须用《商会法》来规范商会的行为。商会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政治组织，如何保证商会不成为干扰经济甚至沦为黑社会的组织，如何保证商会不正当地参与政治，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都要通过《商会法》来规范商会的行为。 总而言之，我觉得应通过《商会法》来规范商会行为，保证会员民主权利。 中国商人: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商会和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你对商会的日常管理中是否推行过这方面的工作？ 伍继延：关于建立党组织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参考各商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党的活动形式要有一个转变了，执政党不可能搞成一个全能党，这样党的负担就太重了。民间商会是否建立党组织，我觉得应该尊重商会的意愿和需求以及会员的民主权利。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民间商会的会长都不是党员，如何避免商会中的党组织与民主产生以会长为首的行政体系的冲突，这是一个问题。 万一出现矛盾怎么办？如何解决？在商会中建立党组织，一方面可以满足我们党在基层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影响商会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中国商人:目前有不少商会成立了带有投资和合作经营性质的财团，你认为这是否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定位？ 伍继延：商会不是盈利组织，不是经营主体，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活动。换句话说就是成立财团，也应该是会员之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自由结合。商会不能搞拉郎配，更不能直接成立财团，否则商会就将演变为一个经济组织和企业集团，成为少数人利益的代言者。 商会如果成为几个股东的商会，就不可能代表广大会员的利益。就这个意义上讲，我不主张商会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这方面的教训也非常多，像我讲过的商会公司化，我们有的商会被个别人垄断之后，把它变成自己的平台在运营。其它会员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反而是垄断者个人多了一个为自己牟利的平台。有的商会成立公司虽然也是自由组合形式，但这种自由组合的企业集团，几个主要股东一定会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当股东利益跟商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维护的肯定是股东利益。换句话说商会内部形成了若干个小帮派，这些小帮派是为了个人利益走到一起来的，对商会的团结与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商人:你认为商会应如何发挥其对会员所属行业的规范作用？目前它是否有足够的权限？ 伍继延：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目前大量民间商会是地域性商会，会员来自不同行业，只是由于地域文化认同使他们走到一起来，所以地域性商会对会员在文化、道德层面的规范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民间商会是行业性的，它就能起到一定的行业自律作用。严格讲这个叫自律，而不能叫规范，行业自律做得好，可以推动行业进步和发展，反之又有可能沦为一种帮会性质的组织，比如说操纵价格的托拉斯出现。当然还有原政府部门转制而来的第三种协会和行会，目前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把它的行政职能剥离，因为此种商会实际上是以行政职能干扰了商会的民间性、或者商会的民主性、自律性。 至于商会的权限我觉得跟整个民主法制进程相关，如果法制环境认可民间商会的职能，它的自律作用就能发挥出来，如果还是国家的部委办局一些条条框框在限制，或者由其转型而来的协会、行会在垄断把持这些职能，民间商会的权限就落不到实处。 商圈比商帮更重要，民间商会应实现国际化运作 中国商人:你是否推动所在商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伍继延：这也正是我目前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环境，我们是在全球范围这个圈子里做买卖。当前有一个新观点提出来：商圈比商帮更重要。商圈反映的是我在一个产业上下游的位置和关系，而一个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支持、促进和制约比一个地域性的商帮要大得多。就这个意义上讲，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觉得应该鼓励民间商会走向国际化，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国际竞争关系上。如果我们的商会都能实现国际化运作，民间商会的作用会更大。 中国商人:商会应如何获得自己的日常运行资金？你所在的商会，这些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伍继延：商会获取资金的渠道应该按章程来。主要靠会费，其次靠捐赠，第三商会可以搞一些相关的活动获得一些收入。无论是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都应该坚持公开、民主、规范地管理这些资金。这是很多商会做不好的，一没有公开性，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第二商会运作不规范没有制度，会员知道花了多少，但不知道怎么花的。这些问题都是商会管理者应该注意的。 中国商人:就目前国内的兄弟商会来看，你认为哪些商会运作比较成功？他们的经验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没有直接关系？ 伍继延：温州商会、浙江商会，这是国家最早民间商会试点。应该说它们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值得各个商帮学习，但是我以为正像毛主席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道理，没有文化的商帮不可能持续发展，没有使命感的商帮也是没有未来的商帮。 我要鼓吹一下我们湘商。六年前我开始担任湖南商会会长，地球人都不知道有湘商，四年前湖南省内还争论湖南有没有湘商，三年前我们召开了首届湘商大会。到现在我们除了把湘商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理论建设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开展起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从事地域商帮建设中深刻地意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这些地域商帮必须走向新的融合，我们应该追求华商整体力量的壮大。 今年五月底我们在中国第一商城洪江举行2009湘商寻祖活动，我们本来只是组织天下湘商去寻祖，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实际上在古洪江那个地方，也是天下商帮汇聚之地，那里有苏州会馆，有绍兴帮，有晋商的钱庄，什么都有。我们的商帮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地域商帮要主动融入华商群体中来。 今年九月份，我们搞第三届湘商大会，又专门组织了“天下华商向主席铜像敬献花篮”活动。既是对建国六十周年一个隆重的纪念，也是对开国领袖的一种认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其中有十几个商帮的代表去敬献花篮，场面非常热烈。我代表所有敬献花篮的天下华商们宣读了一个倡仪书，特别强调了中华大地各大商帮做好自身建设同时，还应尝试走向新的融合，来推动华商崛起。同时我们在倡议书中明确指出，中华复兴的新方向是华商的崛起，而华商的崛起必将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我们湘商已经开始主动融入，直面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 没有民主制度保证，民间商会只能办得乱七八糟 中国商人:民间商会是否应强调商帮的概念？为什么？ 伍继延：民间商会不应强调商帮的概念，因为商帮是个伪概念。农业文明时代已经过去，传统商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靠宗法关系，靠乡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已经没有存在土壤了。工业文明时代、市场经济到来之后，所谓的新商帮也找不到未来。但在目前特定情况下，这些所谓的商帮还是有些特殊作用，主要集中在推动地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上的。在此背景下，各地商帮一轰而起，现在有多少商帮都数不过来了，但最终大家会发现，正是因为我们要面对全球化竞争，我们走出去之后，全世界认同我们的就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永远远是中国人。过分强调地域商帮概念，是不合适的。 我刚参加山东省企业集团海外发展促进会主办的一个活动。这次我就表扬他们了，我说你们在十五年前就想到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就在讲全球化的问题。我讲演的题目就是《天下商帮，共创华商》，我的倡导得到了全国鲁商代表的一致响应，也得到了参会领导的一些好评。的确从孔夫子开始，我们中华的文化就是天下的文化，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是天下的文化，为什么现在还搞那些一帮一派的事情？ 中国商人:在你的任期内，哪些工作是你认为所创新而且取得实效的，哪些工作你想推行，却受到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伍继延：在我的任期内我认为商会的规范化、公开化。这两点是我在落实商会民主办会方面做得最好的。我当会长时，我们商会所有的重大活动决策一定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财务一定是公开透明的。 第二就是我们商会建立了一整套规范，我们有章程相当于商会的宪法，我们有财务管理制度，会费收缴制度、会议制度、选举制度、秘书处工作职责等等一系列规范完整的制度。我认为在会务公开和管理规范上我们是做到了一定的水准。 就商会发展的最大困难来讲，我认为还是来自于我们目前的这种体制约束。另外商会发展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老板都是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在创业中有各种各样的套路。这一代企业家共有的特点是自信，他们从无到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但这种自信很容易演变为刚愎自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形成一种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很重要。第一要靠民主制度作保证，第二要靠文化力量、思想力量来引导。 我们很多商会既没有民主制度来保证，又没有思想文化来引导，所以只能是办得乱七八糟。 天下商帮 共创华商 文/伍继延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历史上的十大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兴起了所谓新十大商帮。 值此中国地域新商帮发展高潮迭起之际，木萱子发表《晋商之死》一书，历数历史上晋商官商勾结、组织方式疑似黑社会等若干罪状，并对新晋商现象提出了无情的批判：认为目前的“晋商热”是一种运动般的急功近利式运作，新晋商没有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环境。 的确，按照现代商会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民主政治的参与者这三方面来对照，我们现在一哄而起的地域商会，有几家符合要求？ 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孕育了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和毛泽东为领袖的“湘政”两座高峰，为湖南赢得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世美誉！ 改革开放以来，湖湘子弟开始顺应市场经济大潮，在经商办企业上不断取得成就；2003年开始起步的异地湖南商会，代表着湖湘文化自觉转型的新成就；2007年成功召开的首届湘商大会，标志着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已悄然升华，湖南人才群体正在迅速扩展：湘商已悄然崛起登上历史舞台。《湘商宣言》庄严宣示：崛起湘商，星火燎原，合作共赢，经营天下，定当创造湖湘文化的新荣光！ 湘商最重要的资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赋予的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实事求是的诚信作风。 而湖湘文化从来就是一种天下的文化。就像历史上的湘军在完成保卫家乡的任务后转型为天下的湘军，在努力发展湖南人经济和推动湖湘文化第三次崛起的同时，湘商自觉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开始主动融入华商，成为经营天下的“天下湘商”。 2009年5月28日，在中国第一古商城洪江举行“2009湘商寻祖”活动时，我们专门开辟了中华商帮文化广场并设立中华商帮文化墙，把历史上的十大商帮和湘商一起并列展示，在充分肯定天下商帮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的同时，开始倡导“天下商帮共融华商”的理念。 2009年9月28日上午，我发起组织天下华商齐聚韶山，向毛主席敬献花篮。此次活动是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第三届湘商大会的主题活动之一，参加活动的有传统的晋徽闽粤赣商、新兴的浙苏沪京鲁商、后起的湘商以及港澳台商，主题为“全球华商缅怀开国领袖，中华民族共谋伟大复兴”。 在市场经济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天下商帮汇聚到伟人故里向毛主席献礼，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通过十大商帮和湘商一起向主席一起敬献花篮这种形式，表达了天下华商们对开国领袖毛主席的一种敬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隆重纪念。” 因为毛泽东不仅仅是湖南人的领袖，而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所以我们这次向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同样不仅仅是湘商，而是邀请了十大商帮的代表和湘商一起共同向主席敬献花篮。在湘商和其它十大商帮的代表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之后，我代表参与敬献花蓝的广大华商在毛泽东广场发表了《湘商韶山倡议书》，向全球华商倡议： “为继承领袖创业精神，弘扬中华商道文化，应对世界风云变幻，共谋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倡议： 坚定创造财富的人生梦想，发展产业，造福人民！ 坚守商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维护市场规范，建设和谐社会！ 坚持中华先辈的传统精神，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华大地各大商帮，正在走向新的融合。 中华民族崛起的新途径是振兴经济，中华经济振兴的新标志是华商崛起，中华商帮的新使命是创造和谐天下！ 天下华商的崛起，正在引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商帮文化的兴起，各种地域商帮文化的融合发展，必将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产生深刻影响。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不管我们湘商也好浙商也罢，在把各自的商帮文化建设好的同时，也必须走向一个新的融合，这个融合就是华商的崛起。 农业文明的时代渐行渐远，工业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在通讯发达、交通方便的今天，依靠传统社会的地域联系和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十大商帮，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渐衰亡；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网络时代的无限沟通，使国际市场日益统一、地球村逐步成为现实，也让建立在各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所谓新十大商帮，面临未来向何处去的严峻挑战！ 广大商帮在完成复兴地域文化、促进家乡发展的同时，应该直面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世界竞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抱团发展，为复兴中华文化和发展中国经济这个更根本的目标而奋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2009年11月10日，在“湘商寻祖”故地洪江古商城共商明年举办“天下商帮汇洪江论道共赢新华商”高峰论坛活动后，我飞抵福州，应邀出席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组织的“闽商题材电视剧题材取向座谈会”。 2009年11日上午的会议由对闽商和闽商文化颇有研究的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张燮飞主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翁卡、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剑珍等主要负责人与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等专家出席。我提出应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闽文化和华商文化的建设等高度，来梳理闽商文化的观点，得到与会者高度认同。 的确，无论是深受闽文化影响的南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思想，还是明末郑氏家族成功抵御荷兰帝国的全球化扩张收复台湾之事功，闽商闯荡全球的历史显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作为海洋文化的闽文化是正在复兴的新中华文化的重要生长点，如果其与中华传统的黄土文化、大河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在依靠内在基因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复兴。 2009年12月18日，在“五岳独尊”的泰山脚下举行的“精彩中国 泰山迎春”活动上，我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山东商会会长和济南军区、山东省、泰安市有关领导发表了“天下商帮共创华商”的主题演讲，得到与会的鲁商和有关领导的热烈响应。 黄土文化的杰出代表齐鲁文化，孕育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孔子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历劫不磨、光耀千古者，为其立身行事的修养，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船山先生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 作为孔夫子的故乡人，鲁商继承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今年11月8日召开的首届鲁商大会，倡议全国鲁商“重信义、讲信誉、守信用，加强合作，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随着现代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生态危机以及社群与道德的破坏，孔子重视社群和伦理道德，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为当代华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支点。 鲁商继承了丰厚的儒家文化，闽商文化是闽文化的核心载体，湘商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最新发展，优秀的地域商帮文化相互融合，必将为华商和华商文化的形成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推动华商和华商文化的迅速崛起。 华商一旦超越了某一种地域文化的局限，真正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后，将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成功转型，必然会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将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