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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举才能目张。创建新型教育体系的“纲”是什么?就是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尽快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成为朝野共同的心愿。1896年前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呼声达到了高潮。

外交家姚文栋(1853—1929,上海人)在《京师学堂条议》中说:东洋、西洋各国的首都都建有大学,为人材总汇之所,……专门设置学务大臣,以管理全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人材奋起,国势日强。?(12)翰林编修、强学会骨干熊亦奇上了一道《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学校,是天下之公器;今日世界,西方人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其国势强盛,其民智洞开,其国内政治与教育分别治理。以前官书局计划创建一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现在建议,国家在首都设立学部,称之为京师大学堂;聘请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小学开蒙依次分门教育,坚持百年,才俊必将大兴,风气必将不变。(13)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李佳白(1857—1927)也坦言相告: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国大而弱,民贫而愚,人口众多却没有可用之才;大学堂里,备有各等学问,所以培养训练出来的人都是全才。(14)

在众多的建言中,作用最大的要数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贵州贵阳人)所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并提出了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等具体建议。光绪皇帝阅后,立下谕令,让总署“议奏”。同一日,总署就回奏道:该侍郎所请求在京师建设大学堂,是扩充官书局的一项内容,应请皇上降旨,让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善办理。

同年8月,孙家鼐经过“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之后,上了一道《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在办学宗旨上,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在校园建设上,他用妙笔勾画了一幅现代大学才有的优美愿景:“先建大学堂一区……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遗憾的是,这一美好蓝图,被守旧派以经费不足等为借口再次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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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7日,贵州省隆重举行了“纪念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有人指出:“他(即李端棻)在1896年6月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很显然,其评价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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