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乖戾 《百年黄昏》第三章第二节两个乖戾之人



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关键人物。康有为对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零,而且对其高度评价,广为传播。其中,胶州湾事件后,翁同龢礼贤下士,于寒冬某日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他在京城发动变法的精彩故事,至今还在为世人津津乐道。

事实果真如此吗?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别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据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披露,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全人’也”。也就是说,少年康有为张口“圣人长”、闭口“圣人短”。因为他“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于是,“圣人”二字时常挂在他的嘴边,所以,乡下的小伙伴就给他起了个“康圣人”的绰号。

但是,康有为并不满足于做“圣人”,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惊世骇俗、寓义颇深的别号“长素”。“长素”,就是长于素王、凌驾于素王。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当年人们对万事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认为自己比圣人还要神圣。

同时,康有为还给他的得意弟子们一一赐予不同凡响的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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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千秋,别号“超回”,即才华超过颜回之意。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曾评价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梁启超,别号“轶赐”。轶,即超车;“轶赐”,即梁启超要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他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商之鼻祖。

麦孟华,别号“驾孟”,即凌驾于亚圣孟子头上之意。

曹泰,号“越伋”,含有超越子思之意。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的祖师爷。

韩文举,别号“乘参”,隐含“把孔子弟子曾参当马骑也”。

康有为的狂妄,受到了许多人的抨击。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即太炎)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5)“麟(即太炎)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6)

隋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日积月累,相沿成习,逐渐形成了许多“潜规则”。科举考试中,乡试主考官被称做“房师”,会试主考官被称为“座师”。任何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尊称会试主考官为自己的“座师”。“座师”对于自己恩重如山,因此,学子考中之后要上门跪拜,以表感激之情。但是,康有为却不吃这一套。《近代佚闻》记载了康有为不礼座师的故事:

康有为,字长素,名字皆夸诞。康曾密遣党徒赴长江一带组“富有”“贵为”两会,隐有帝王之志;其后折节为保皇党魁,殆非始料所及也。……康未应试前文采奔放,名噪甚。清代主考皆欲罗致知名之士为荣,盖喜其易于腾达也。中试者必谒座主,呼为受知师,终其身弗改。康既脱颖而出,房官喜而不寐。康久不拜,房官惑之,遣人将意,康大言曰:“吾以学力获隽,渠不过为朝廷甄拔真才耳,宁以是沽恩耶?”唾而不顾。来者婉言至再,康曰:“必欲吾往,须依吾条件:第一,不下拜;第二,称谓不以师生。”来者返命,房师恚曰:“吾正欲为之师耳。彼不肯承,来亦奚益?”其人又持以告康,执不可,房官遂听之。无何,康以言论获咎,欲央人缓颊,环顾无可恃者。大吏派员究其事,其人系房官挚友。康不获己,肃衣冠往拜,执弟子礼甚恭;房官善款之,且为转圜,然心窃鄙之,二人过从殊简。

如果说,这则逸事多少反映出他敢作敢为、不甘落俗的鲜明性格,那么,傅国涌在《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中所讲的逸事,则折射出了他的自高自大、好为人师的乖戾心理:

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当时(即1893年)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7)

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东京,孙中山正好也在那里,曾三番五次地约见康有为,康有为都是避而不见。(8)

同样,翁同龢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喜怒于色者。他“好延揽”“广结纳”,但功利心很强,“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9)。他是两朝帝师,长期担任各部尚书、军机大臣,养成了骄横跋扈、固执己见的作派。同僚议政,如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在争吵之后,“常常入报帝,必伸己意”(10),借光绪皇帝压制、打击政见不同者,与许多好友反目成仇。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关系,大都如此。1894年,荣禄曾给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号迂叟。河北定兴人。时任陕西巡抚兼摄西安将军)写过一个便条:

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11)

有一个例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翁同龢的为人。翁同龢的书法,在同(治)光(绪)年间时,堪称冠绝一时。在北京,登门索请书法者络绎不绝,让翁同龢招架不住,苦不堪言。据传,有一日,一个落魄京官又拿了一把团扇,上门求书。翁同龢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开口拒绝。于是,就请他放下团扇,写好后派人给他送去。这个京官走后,翁同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抓起毛笔,刷刷几下,写好后,就吩咐佣人给那位京官送去。京官接到团扇,定神一看,上面书写着“山穷水尽”四个大字,不觉满面羞红,直冒冷汗。从此,他再也不好意思上门索字,连其他想借翁字为荣者,也都裹足不前了。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却不以为然:“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江苏方言:阴谋),将来必以巧妙败。”

 性情乖戾 《百年黄昏》第三章第二节两个乖戾之人
同僚之中,基本都被他得罪遍了,很少有几个知心朋友。甚至在光绪皇帝面前,他的言行有时也不知收敛。

1898年4月,一天,在讨论俄国公使巴甫罗夫觐见皇上礼仪问题时,光绪“著上纳陛亲递国电”,翁同龢则不以为然,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不谓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又谈到德国亲王觐见礼仪,光绪讲了自己的打算。翁同龢提出“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申述了五点理由。光绪“皆驳之,并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光绪十分不快,逐条反驳翁同龢,但他不便让师傅脸面上太难堪,于是,敲山震虎,找了一个由头,对刚毅指桑骂槐,批评了一番。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翁同龢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颇为内疚地写道:“知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为办,为可愧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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