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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自视甚高，同朝之人，无论长幼，很少有谁能被他瞧得起的。唯独对翁同龢，他是敬佩有加，在诗文中多次称颂，并把戊戌变法开始才5天就被罢官回籍的翁同龢抬到了“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位置。在《怀翁常熟去国》一诗的附注中，康有为写道：胶变（即胶州湾事件）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897年12月12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12）读到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的联想。这一联想，并非读者的误读，而是康有为有意制造的意境，其诗中写道：“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这就是明证。一个“六品绿豆官”（康有为是未到任的工部预衡司主事，比七品芝麻官稍大一点），因报国无门，心灰意冷，即将踏上返乡旅程；一个当朝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闻讯后，却于凌晨顶着凛冽的严寒，亲自登门，热情挽留，真是一个千古佳话啊！可是，这一“美景”却被康有为自己给打破了。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即1897年12月11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13）|www.aihuau.com|49这里，就产生了两个大矛盾：翁同龢登门挽留康有为，到底是在哪一天？一个是“卧未起”，另一个却是“行李已上车”。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那一天凌晨翁同龢登门时，康有为到底起没起床？康有为的记述自相矛盾，爱写日记的翁同龢是怎么记录的呢？同一天，《翁同龢日记》中记道：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14）早朝散后，翁同龢就“小憩出城”了。按理说，当时，翁同龢还认为康有为“大才槃槃，胜臣百倍”，登门又是在寒冷的凌晨这个特殊时刻，如果翁同龢真的登门去挽留康有为，在《翁同龢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是。同样，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著述中，我也没有看见相关记载。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说“常熟冒寒留南海”之“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查历史记录，“高燮曾奏荐康有为”之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似乎从侧面证明了“常熟冒寒留南海”发生在十一月十八日。但问学通例，孤证不立。“常熟冒寒留南海”仅见康有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一家之言还有两个版本，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大可怀疑。马忠文考证后认为，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的修订。……细读二人记述之语境，《翁同龢日记》所记与《康南海自编年谱》所叙确有吻合的地方。不过，如果将康《康南海自编年谱》定稿时间视作1927年，则上述两则材料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康有为生前是看过1925年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的。”（15）黄彰健先生也曾断言：康的记载常自相矛盾，“我们对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应仔细审核其内容，不可盲目轻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