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2月12日，阚治东新书《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发布。这位中国证券业第一代创业者拉着当年和他同时代的好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国芳、富国基金董事长陈敏、海通证券总裁李明山一起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证券业刚刚起步时那段光辉岁月。 阚治东是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旗下还有东方现代、河北创业、徽商创业、东方首华4支创投基金。然而他被更多人提及的是他另一个头衔，申银万国总裁，甚至他离开申银万国10年后、因南方证券破产而被捕入狱的时候，狱警也因为他曾是申银万国总裁而对他格外照顾。 对阚治东而言，这部书是他20多年体系内职业生涯的一个回顾，但是，绝不是总结。 体制内人生 阚治东是个性情中人。有些事情他看得很开，比如他虽然在体系就职内数度落马，他依然对政府和体系内机构抱有无限的热情，“虽然陆家嘴事件让我损失很大，但是上海市政府的人情味很重，我因此被迫辞去申银万国总裁职务，他们比我还着急，到处帮我落实工作，都是很不错的职位。” 当然，还有他早年在申银万国以及申银之前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的职业生涯也都无比辉煌，的确让人流连。 那是真正的黄金时期，所有专业人士都梦寐以求的职业生涯。阚治东最早所在的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创造了无数个中国证券业第一：中国最早成立并开办股票交易的证券业务部，在那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业从业人员，编制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1986年纽交所主席凡尔霖还曾骑着自行车私自前往拜访这个全球最小的交易所。因为当时静安证券业务部连卫生设施都没有，政府方面担心万一这么重要的来宾要上洗手间，不能让人家去公共场所，就放弃这个安排。但凡尔霖显然不肯放弃拜会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这一历史性机会。 “......多少项第一，我也说不全了。主要因为当时国内的证券业是一张白纸，此时随便涂上一笔，都是第一。”他清醒地知道，这些都是他的荣耀，但更是那个时代的荣耀，只是藉由他的手做了出来而已。但这也使他感到无比的光荣。 之后他南下深圳，在市政府对这个公司“不塞项目不塞人！”的允诺下，创立了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就是后来最成功的“官办”创投。深创投的成功与阚治东当时的战略方向正确，坚持按流程审批项目，不凭关系审批，坚决不把深创投局限在深圳地区，而是在全国寻找项目。但这些成绩与当时深圳市副市长庄心一给他的一个企业名单有关，“你去找这些企业，让他们都入股。”政府也出资5亿元。钱到位以后，深创投董事长、后来升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穗明还帮他们抵挡政府相关部门的监察，称“派什么人？什么审批程序？你们对创新投可不能像其他国有企业那样管理。” 正是这些经历，让阚治东对体系内职业生涯恋恋不舍。其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都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了，只有他还在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体系内的生存之道。2003年12月底他从南方证券离开时，已经52岁，他选择了自己创业。 相比之下，阚治东的好友兼合作伙伴尉文渊要比他清醒很多。尉文渊小阚治东3岁。阚治东开始申银万国生涯的时候，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是“中国证券神童”，“股票大王”。因为是中国最早开始市场化的金融部门，上海证交所难免不断受人质疑。尉文渊刚开始的时候还辩解，后来发现不必了，“我们第一代都是炮灰，就是去试错的。”因此他很早就萌生退意，只是万万料不到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爆发，尉文渊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以最意料不到的方式迅速地成了“炮灰”。自那以后，尉文渊就开始做实业。在阚治东沉醉在过去的“荣辱二十年”的时候，尉文渊却分外清醒：“我那点旧事，不值得重提出书了。”也许，如今的证券市场与当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回忆到底能够给现今的人们多大的参考价值呢？ 阚治东不是不知道，证券市场里的成功，真是时也命也运也。他是巧了，3·27国债的时候，他正在香港出差，下面的员工不敢冒进，因此躲过一劫，以致后来有机会并购万国证券，事业更近一步。当时距离他赴日留学研修证券不过8年时间，他在日本证券公司实习时的实习老师大都还在原来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而他却由一个小学生脱胎换骨成为中国最大证券公司总裁。 但时隔一年而已，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陆家嘴事件的“炮灰”。后来虽然在深创投找回些许昔日政府对他的尊宠，但是，政府领导一换，他又在南方证券折戟沉沙。 也许潜意识里还深埋着他少年时在北大荒下乡形成的某些情结，比如个人英雄主义：他所在的黑龙江逊克队里出了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金训华，金训华的故事还被写入当时的小学课本，这让当时还未满17岁的阚治东深受震撼。当然，这也和他以及那个时代年轻人对英雄人物传记有格外的偏好相关。1978年，在政策允许大家回乡的时候，身为大队干部的阚治东一度还想要坚守阵地，将读大学的机会都让给其他知青们，把荒友们一批一批送出去。 到后期，他发现回乡的人越来越多，一打听，发现虽然中央没有具体的回乡政策，但各地政府都颁布了自己对策，上海市政府允许大家“病退”，只要有假条，大家都可以回乡。阚治东立即从中嗅到了风向变化的信息，当场就放弃了留守的决定，和一群朋友一起跑去找队里的医生，一人开了一张假条回乡。 南方证券案之后，阚治东发现这时最好的选择和他1978年在黑龙江一样，是打张假条。事实上，他真打了张假条。2006年3月2日，他因南方证券被捕，21天之后一张假条让他可以保外就医。
体制外诱惑 阚治东宣布无罪后5个月，2007年9月，上海奥锐万嘉基金成立。东方现代、奥锐万嘉、河北创业、徽商创业、东方首华等几只基金也先后成立。“规模都很小，在国内创投业根本排不上号。”阚治东谈起自己现在经营的一亩三分地，很是谦虚。 跟他过去证券行业和深创投那会儿相比，他现在掌管的基金规模的确不能算大，和在申银万国相比，他现在运作的资金规模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但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8年来首度跌破千点，股市已经见底，市盈率极低，但回暖又指日可待，正是做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最佳时机。 但真正在体制外创业时，阚治东才发现，原来国企的体系固然有其致命的缺点，受中央监控过多，限制过大，但一旦政府要集中精力做的事情，那人力和财力资源是源源不绝的，如今，一切都得自己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积累。曾经的人脉和财源到了真刀实枪的时候，还是面临非常多变数的。 事实上，阚治东把朋友们召集到一起，谈投资成立基金的时候，原先极力支持他创业的朋友们对基金投资方向和运营方式各持己见，当场吵作一团。尉文渊看不下去，把阚治东拉出会议室说，“这样很难成事，干脆你也别找其他人了，就我们哥俩凑点钱先干起来吧。”这才有了阚治东的第一支基金。 尉文渊1995年引退后自己创业，投资实业，此时也算是成绩不错。2005年8月，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在深圳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其为主体成立并管理多个创业投资基金。阚治东代表管理层持股30%左右。而尉文渊对阚治东投资的风能项目异常看好，2008年投资1亿元在昆山成立一家专门生产风机叶片的工厂。 其他基金成立的过程类似，只不过因为股东比第一支基金更多元化，谈判过程更庞杂艰难些。经历去年和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他承认自己高估了民营企业在创投方面的成熟度。“缺乏耐心,很多入股资金都是来自贷款,而非他们所说的自有资金。”他说,“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撤退。” 阚治东感慨，十年前他做深创投的时候，没人知道什么是VC，他的工作就是培育员工、教育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会做投资人，他的工作还是教育市场。 “不过，体制外创业虽然资金和人力资源都很稀缺，但我们没有党委书记，没有专职董事、监事等机构，尤其在创投，凡是不需要的形而上的机构我们都不必设置，没有那么多束缚。”对比早年的创业，阚治东认为最大的弊端并不在于制度，而是在于所谓的监管体系，极大地束缚了大家的拳脚。他在深创投的时候，只要求干部员工队伍不做违纪违法事情，各项业务中间不出现重大业务损失就可以了，“做企业，首先是要发展。”阚治东感慨道。 话是这么说，但已经57岁的阚治东仍然对曾经的职业生涯有着别样的体会：“高端的东西都在体制内啊。不管做什么事，一声号召，凝聚力量，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比的。” 阚治东常常跟他儿子这么说，“我们父子两代人所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每件事都不容易，都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这些年风风雨雨走过来，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从不轻言放弃。”也许，他最不想放弃的，还是早年间那种激荡文字，指点江山的荣耀感和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