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力公司的任务曾经很单纯：提供廉价、可靠的电力供应，为城市照明，为工厂提供动力，支持经济运转。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曾经平凡普通的电力行业在历史关头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导致气候变化的碳排放中，电力行业是最大的源头，人们要求这一行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成为清洁、绿色能源经济的引领者。向清洁能源转变是将于12月份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主要议题。6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议案，要求到2050年碳排放总量降低83%；11月初，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众工作委员会也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即使国会不立法，美国环保署也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无论怎样，电力行业脱胎换骨的改造将是在所难免的。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罗杰斯说：“这将促使一场技术革命的出现。” 摆在全美3273家电力公司面前、实际上也摆在全球电力企业面前的挑战是艰巨的。芝加哥的Exelon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罗说：“面对气候问题无所作为不是办法。但是如果搞砸了，几十亿美元就打了水漂。”譬如，企业可以一意孤行投入100亿美元建一座核电站，但可能会因为用户采取节能措施而遭遇需求下降，也可能会因为新的天然气田的发现而遭遇低价天然气电的竞争。 巨大的利益 Exelon的罗、杜克公司的罗杰斯和其他电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表示，他们热衷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从用户利益出发，保持电价低廉；二是避免可能出现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性变化。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从而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毕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会大大提高煤电等化石燃料电的价格，而为了使其他电力更具竞争力，也需要提高化石燃料电的价格。 在探求清晰的游戏规则的过程中，有些总裁甚至愿意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9月底，3家主要的电力公司——Exelon、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PG&E）以及PNM Resources公司退出了美国商会，原因在于该组织反对气候立法。然而与此同时，电力行业也绞尽脑汁，尽量让立法的细节条款对自己有利。 由于各自的经济利益点不同，行业内部也出现了争斗，因为立法条文每出现一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使某些企业得利，而使另一些企业受损。杜克公司的罗杰斯解释说：“我们不同的立场反映了各自发电机组构成的不同。”可以说，几十亿美元的得失悬系于细节之中。 从一群风格迥异但又经常固执己见的首席执行官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紧张态势。比方说，新奥尔良的Entergy公司首席执行官韦恩·伦纳德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他是印第安纳州一个教师的儿子，非常谦虚，自嘲说“我这种人居然能当上首席执行官，真不可思议”。不过，他是电力行业最早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高管之一。在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地裁定环保署有权管辖温室气体排放一案中，Entergy甚至支持环保人士发表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这使Entergy站在了大多数电力公司的对立面。伦纳德回忆说：“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这样做会让公司破产。” 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董事会成员如今要么离开了公司，要么已经退休。伦纳德说：“我绝对信仰环保，我很难相信有人会拿我们的星球来赌博。”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担任首席执行官的10年里，Entergy的业绩在电力行业中名列前茅，1999年到2008年间公司的股东回报率达268%，而同期费城公用事业指数（Philadelphia Utility Index）的股东回报率仅为70.3%，标普500股指的股东回报率则为-13%。而且该公司的成绩是在天然气发电机组产能过剩和“卡特里娜”飓风灾后重建等不利因素下实现的。伦纳德下定决心为用户提供支付得起的电力。他的用户很多都来自于低收入阶层，在他办公室的外边有一面“贫困墙”，挂满了贫困和受压迫的人们的照片。他说：“每一天，这面墙都在提醒我，我们是在为这些人而工作。” 因此，几年前，当天然气价格暴涨时，伦纳德从成本考虑做出的一个决定引起了极大争议：接手位于密西西比河岸边的一家天然气发电厂，将之改造成为烧煤和石油焦。工程成本超过10亿美元。此举不但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也会增加二氧化硫和水银等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伦纳德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们想提高燃料多样化，从而降低价格的波动。” 两难选择 环境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向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项工程，但伦纳德毫不退缩。虽然联邦政府为降低碳排放而提高了煤电的成本，但分析表明，即使花钱购买排放配额，用煤发电仍旧比用天然气划算。伦纳德争辩说：“燃料上节省下的钱购买配额还有余，所以用户利益至上。无论何时，只要你给用户口袋里多留些钱，你就算是胜利。”
4月份，Entergy改变了计划，把工程搁置了下来，但公司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环保组织的压力，而是从成本收益率来考虑的；设备更新所需预算攀升到17.6亿美元，而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落。“这完全改变了经济效益，”伦纳德说。 在他看来，这一事件突出反映出电力企业高管们所面临的矛盾。他说：“一方面要做对的事情，另一方面要满足用户的需要，这绝对是两难的选择。” 这是伪善之言吗？支持伦纳德的人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他在环保方面的所作所为让环保主义者都无可挑剔。“他是目前为止在气候问题上表现最好的首席执行官，”一位环保政策专家这样评价。 其他一些总裁却未能免遭恶评，比如说杜克公司的罗杰斯。他曾做过记者，也曾做过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投身到电力行业后迅速高升。与不久前才开始抛头露面的伦纳德相比，罗杰斯早已是个风云人物，到处宣称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在最近一个月中，他从哥本哈根飞到罗马，折回北卡罗来纳之后又飞到中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华盛顿、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和西雅图，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NRG能源公司总裁大卫·克兰说：“让人嫉妒的是，他能出现在每个会议的顾问小组中，而我们却只能徘徊在参会人员名单中。我们都纳闷，这家伙怎么有时间管理公司的事？” 在罗杰斯竭力劝说人们改变现有的非环保政策的同时，杜克公司则在积极活动、四处游说，避免气候立法显著提高发电成本。同时，环保组织曾试图阻止罗杰斯在印第安纳和北卡罗来纳建设两个新煤电厂。“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清洁大气观察”组织（Clean Air Watch）主席弗兰克·奥唐奈尔说，“在他的领导下，杜克是全美国在环保方面表现最差的公司之一，他唱环保高调的真正目的是提高公司股价。” 罗杰斯反驳说，杜克正投资10亿美元用于风力发电、23亿美元用于更高效的煤电厂、5000万美元用于屋顶太阳能板的生产，另有几百万美元用于能源效率的研究。他还计划建设两座零排放的核电站，同时关闭污染大的煤电厂。此外，杜克还与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华能集团在碳捕集技术上展开合作。他表示：“说到言行一致，没有谁比我做得更好。”而且他说，环保人士不理解他在解决矛盾时所面临的压力，“他们只是从清洁的角度来看电力行业，根本不考虑可靠性和用户的支付能力”。 冲突 罗杰斯说，像所有的先行者一样，他承受了许多不实之词，而对他的很多攻击来自于同行。在最大的一次冲突中，以杜克、美国电力（American Electric Power）、皮博迪能源（Peabody）和其他拥有大量煤电机组的公司为一方，Exelon、Entergy及其他拥有更多核电、天然气和再生能源机组的公司为另一方。“较清洁”的首席执行官们（比如Entergy的伦纳德）对煤电公司以及煤电集中的美国中西部和东南部表示不满，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受惠于低电价，享有由污染带来的竞争优势。“因为用煤，30年来它们的用户比我们的少付20%到30%，”伦纳德说，“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因为燃煤而增多，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所作所为，现在我们都得更多地减少排放。” 罗杰斯表示反对。他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方向是设法停止对石油的依赖，所以政府说‘发展煤电和核电’。三英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事故以后，大家就只建煤电厂了。现在来惩罚那些执行国家政策的人是完全不公平的。”如果要求煤电厂承担更大的清理任务， 那么就相当于“印第安纳州的居民给加州居民发补贴。这是错误的”，罗杰斯说。 罗杰斯还补充说，Entergy和Exelon支持气候立法明显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如果美国中西部和东南部的电价因为煤电成本提高而上升的话，韦恩·伦纳德和约翰·罗会趁机杀进来，把低成本的核电卖进来。 “韦恩在中西部长大，现在他的电站都位于东南部的新奥尔良；相信我，如果他还在中西部的话，他的做法肯定不一样，”他说。 由于国会和白宫都在尽力使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得以立法，电力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计前嫌，协同合作以图达成一套折中方案，从而避免给任何一派以过大优势。不过，没有哪家公司对折中方案满意。随着立法议程转向参议院，各公司开始为各自的利益而战，脆弱的共识可能随时被打破。同时，共和党和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正对议案发起全面攻势，与此相比，电力行业内部的争执只是这场大较量中的冰山一角。最近，美国商会高调变节，称其现在支持降低碳排放的基本思想，不过仍然对众议院议案不满。“绝大多数成员公司赞成我们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商会发言人埃里克·沃尔施莱格说。 有人说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较量太激烈，为立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大背景已经有了变化。美国半数以上的州已经对可再生能源的一定比例作出规定，许多州已设定出碳排放的上限。而且，虽然电力企业都在争相减少立法对自己的影响，但大多数领导都赞成伦纳德和罗杰斯的观点，认为有必要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而且他们意识到，尽快把法规确定下来对他们企业的长期利益是有益的，可以避免建设新电厂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罗杰斯说：“如果国家需要碳排放低的电厂，我可以建，不过现在我就得知道规则。”而且，越早行动，成本就会越低。伦纳德说：“如果现在我们无所作为，将来花费的成本会高很多倍。” 明确立法显然会鼓励对清洁技术的投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比如设立排放上限，就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到低碳技术的开发中。NRG能源公司的克兰说：“让我们因为实行绿色政策而赚钱，让我们调动美国资本主义的能动性，推动社会所期望的变化。我觉得追逐利润没什么错。” 伦纳德对未来很有信心：“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我永远铭记：其他路都走不通后，美国人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作者：约翰·凯里（John Car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