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美国以债务赌注换取经济繁荣时，当全球各国也采取同样方式挽救经济衰退时，借贷既是全球增长的脆弱根基，同时也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而美国，如不进行彻底的财政改革，那么它踏入历史宿命——“帝国衰落方程式”就难以避免 尼尔·弗格森： 帝国的危险 债务爆炸之后，会发生以下两件事之一：或者违约，不履行偿债义务；或者引发一场高通胀让债权人发疯。所有强大的欧洲帝国历史上都经历过这样一幕。连续的违约和高通胀通常是帝国衰落的明显征兆 美国的债务赌注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报告，2009财年美国赤字超过1.4万亿，大约是GDP的11.2%。这是近60年来最高的数字——以美元相对值换算高于1942年的赤字。看起来我们是在没有全球战争的情况下执行战时财政政策。 1.4万亿只是开始。据CBO悲观的估计，2039年的债务可能高达GDP的 215%。也就是说，超过整个美国经济年产值的2倍。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佛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的估算，如果继续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可能达到GDP的15%，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债务可能高达GDP的 140%。这意味着美国每年GDP的7%要支付给他的国外债权人。 财政危机尾随而来 历史事实有力地支持以下的观点，伴随严重的金融危机而来的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他们的新书《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指出：平均来说，银行危机之后的三年中政府债务上升86%。债务爆炸之后，会发生以下两件事之一：或者违约，不履行偿债义务；或者引发一场高通胀让债权人发疯。所有强大的欧洲帝国历史上都经历过这样一幕。确凿无疑的是，连续的违约和高通胀通常是帝国衰落的明显征兆。 目前存在另一种情况，从许多方面来看比通胀更糟。这就是我们面临真实利率的上升，即实际利率减去通货膨胀因素。彼特·奥斯泽格（现供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最近的一项研究结论是，“政府债务对 GDP的比例每增加20%将导致真实利率增加20 到120个基点（0.2%~1.2%）”，“这种情况可能以三种方式出现：名义利率上升通胀率保持不变；名义利率不变通胀率下降；或者最糟糕的噩梦——名义利率上升通胀率下降”。 为什么我们在通胀发生前会担心真实利率的上升呢？答案是，对于一个严重负债的政府和一个甚至更严重负债的公众社会来说，这意味着逐渐增加的沉重偿债负担。也就是说，利率的任何增加都会以令人恐慌的速度影响整个财政系统。现在 CBO预测的联邦政府支付的利息已经从2009财年收入的8%上升到2019年的17%，这还是在假定利率保持低位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利率哪怕是微小增长而经济停滞，这一比例会以更快的速度达到20%。历史证明，一旦年收入的1/5用于偿还债务，你就遇到麻烦了。 债务危机削弱美国国力 当债务利息吃掉预算时，有些事情将不得不放弃，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防开支。据CBO的报告，大幅削减国家安全开支在联邦预算中的相对份额，已经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在五角大楼目前的计划中，国防开销从2009年的4%，到2015年将降到GDP的3.2%，接着到2028年降到GDP的2.6%。 长期来看，到2039年医疗保险开支将从16%上升到GDP的33%，但是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利息支付以外的所有开支将从12%降到8.4%。 这就是一个帝国如何衰落的图景。这一切始于债务爆炸，终止于不可避免地削减用于军事力量的所有资源。如果在未来5~10内美国不能尽快着手恢复联邦预算平衡，债务危机将严重削弱美国国力，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 帝国衰落命运方程式
历史上不乏先例。如西班牙，在哈布斯堡王朝1557~1696年间14次部分或全部债务违约，后来由于过度贪恋来自新世界的白银引发通货膨胀而崩溃。 大革命前的法国，在1788年时62%的皇家收入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的是同样的路：债务利息加上分期偿债在1860年占年度预算的 15%，到1875年升至50%。 别忘了，还有最后的大英帝国，在两次大战间隙，偿债利息消耗掉了其国家预算的44%，导致面对德国新威胁时重整军备面临极度困难。 这就是帝国衰落的命运方程式，如不进行彻底的财政改革，此方程式的下一个适用者就是美国。 （摘自2009年12月7日美国《新闻周刊》） 拉里·埃利奥特： 全球经济由债务推动 荣衰交替的十年 各国政府也许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抉择。它们可以继续借更多的钱，也可以对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作出回应，开始减少借款。第二种选择似乎更有可能，但它几乎肯定会在2010年带来双底型衰退 这个十年以萧条开始，又以更大的萧条结束。夹在两次萧条中间的是一场不可持续的繁荣。银行信誉扫地。人们发现经济学家不够称职。地缘政治力量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就是21世纪的头十年。 全球失衡 过去两年半来的危机暴露了整个全球经济的脆弱。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繁荣年代，关于未来种种问题的明确警报信号被忽视了。最终，全球失衡的情况真的出现了，最终，个人债台高筑的情况真的出现了。最终，银行等金融机构甘冒更大风险追逐高收益的情况真的出现了。 经济学界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建立了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市场不可能出错。可事实上，问题从15年前就一直在酝酿，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加剧了。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工业生产迁移至亚洲，特别是中国。英美经历了制造业活动的外迁，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的相对重要地位不断提高。亚洲（以及德国等欧洲部分国家）的制造商享受着贸易盈余，而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却承受着贸易赤字。盈余国家购买了债务国家的资产；通过纽约和伦敦交易的资金保持了美元和英镑的强势，使得进口商品更加便宜，决策者得以维持低利率。消费者发现他们的收入能买到更多东西，还能够以低利率贷款，于是花钱如流水。 举债热潮 然而，这台貌似永不停息的印钞机有个不体面的小秘密，它需要借债（而且是很多债）才能运转。21世纪的头十年其实是一个利用借贷来掩盖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深层次结构问题的过程。我们几乎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RAB资本管理公司的经济学家达瓦尔·乔希说得没错，这个十年是由三个借款热潮组成的十年。最开始是企业在网络泡沫的非理智繁荣时期大肆举债。接下来，格林斯潘为了应对衰退，使利率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足够低的水平，促使家庭大肆举债，导致了房地产泡沫。 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各国政府曾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它们可以坐视衰退恶化，让企业和个人通过偿还债务来修复财政状况；也可以自己去借更多的钱。政府选择了后者，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同时，让预算赤字承受压力。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如担心衰退引发政治动荡的中国。 三大教训 乔希认为，这十年有三大教训。第一个是由债务推动的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是借款热潮会导致资产繁荣；最后一个则是任何借款热潮中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借款停止，而是借款开始减速的时刻。乔希说：“不管你今年借多少，花多少，只要比去年少，就意味着你的开支将陷入衰退。” 事实上，各国政府也许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抉择。他们可以继续借更多的钱，接受不断飙升的政府赤字。他们也可以对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作出回应，开始减少借款。第二种选择似乎更有可能，但它几乎肯定会在2010年带来双底型衰退。 （摘自2009年12月21日英国《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