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印两国之间，与其做“苹果与橘子”的对照，还不如从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中去做一些互为借鉴的思考。
2009年，在全球新兴国家的股市普遍唱响大反攻号角的喧嚣中，印度股市涨幅高达76%。同中国一样，印度股市在过去一年中吸引了不少全球热钱的流入，尤其是那些乐观的投资者，极其看好充满潜力的中小型企业以及私营部门；而私人股本银行家们的逐利本性也让很多公司并不出色的基本面掩藏于新兴经济体将继续飚升增长的光环之下。 不过，印度日前宣布出现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由于土豆和蔬菜价格上涨，该国的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达到11年来的历史最高点，印度央行加息似乎已迫在眉睫。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形势，1月中旬突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便是一个信号。可以说，信贷过度和资产泡沫是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纷纷出台刺激政策“强心剂”的副产品，而“股市反弹冲锋在前”的印度如今所面临的通胀难题可谓给中国也敲了一次警钟。 当然，在抵御通胀方面，印度的人口红利要稍稍胜过中国。中国由于劳动力缺乏和成本持续上升，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将越来越丧失竞争力。先前由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拉动形成的抵御通胀机制将不复存在，而代之以运用人民币升值调整来形成缓冲机制。 中印都是人口超级大国，两国在内需消费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在印度，正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上阶级消费群（即使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而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消费拉动举措和外国投资优惠政策，在早些年即开始了国内消费拉动。 例如，早在十多年前，印度就提出通过产业复兴和市场化使印度从一个“供给制约型经济体”向“需求拉动型经济体”转型。而推出一个全面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也在客观上帮助印度国内消费者转变了观念。在过去10年，印度国内的消费信贷总量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而与之对应的是一个逾3亿人口的中上阶级消费群（超过美国总人口），可以想见印度在短时期内即成为全球前5大新兴零售市场亦不足为奇了。 相比中国今年初才宣布首批3 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所折射出的谨慎与稳健来说，印度同业者则考虑的是如何撬动西方的成熟运作机制来进一步扩大消费金融的市场供给、同时又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新近，印度国家银行宣布与美国通用电气金融集团下属的GE Money达成协议，双方将合资建立一家大型消费金融机构，以掘金印度不断喷涌的内需消费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之下的中国也正试图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型经济转为更大力度的内需消费经济体。可以说，危机催化了变革，而在变局中借鉴别国的经验，也可以使后发者少走很多弯路。 当然，印度国内媒体对中国驾驭复杂事件中表现出的智慧不无艳羡。印度面临的是一个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由种族分离、宗教、贵贱阶级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增多。近期以来，大量区域内的不安定因素（如孟买的恐怖主义袭击）、不断抬头的印度正统派基督教势力、地区分裂组织活动以及邻国巴基斯坦带来的冲击等，都让印度的局势动荡不安。而在中国，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问题、地震、洪水等严重自然灾害等也都构成了国内不稳定因素，但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了果断，至少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地解决了问题，使社会趋于平稳。
颇具玩味的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几年前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充满较大风险的投资地”。该机构当时声称，虽然在日常生活层面中国社会表现出平稳和安定；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地域广阔以及少数民族众多等原因，分裂主义力量始终将是潜在威胁中国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经历了被广泛报道的新疆和西藏事件之后，“欧亚集团”在2009年底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对于中国作为风险投资国的评价反而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转变——该机构声称，尽管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但会“被有效地控制在局部、使得出现大范围乃至全国蔓延的动荡可能性变得极小”。 印度媒体对中国报道比较多的还集中在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当地媒体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反而“使中国人强化了对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并且“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进一步减少对西方世界的依赖”。《星期日印度报》专栏指出，2010年元旦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表明中国运用地缘经济手段推进地缘政治考量方面表现出日益娴熟的驾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