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在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过程当中比较多的是政策不太灵活,太老实了。所以说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是有钱的,不怕你说三道四,想怎么做怎么做,差不多我也能说明我自己的道理就行,当然我是遵守国际贸易的,WTO原则的,但是还是有灵活性。灵活性是WTO规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国家恰恰是加入WTO从01年到现在太老实,太呆板。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当中灵活的原则是非常不够的。
主持人:
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才刚刚组建起来,是不是在管理的手段上还没有学会?
曾剑秋:
刚开始嘛,怎么进行灵活管理,灵活监管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电子信息产业需要许可证制度,严格制度,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一些灵活的政策。灵活的政策说白了就是怎么对中国本身有利。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学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国出口武器到台湾。他其实采取的是灵活的政策。最基本的,透过他卖武器给台湾,最根本的是美国的利益。武器卖好价钱,他比卖西瓜赚钱,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美国是世界上卖武器卖得最多的国家,他就靠卖武器赚钱。一些非洲国家,出口可可的,好不容易劳作一年就挣那么一点钱。所以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金融危机情况下产业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要打破过去的一些出口模式,比如说过去出口模式有一些争议的说法,美国是卖武器,菲律宾出口保姆,中国出口参观,中国第一位是中餐馆到处都是。这样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整体的振兴计划来说,我认为要改变我们只会出口参观,我们要改变一些结构,多元化至少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主持人:
您觉得在金融方面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曾剑秋:
因为金融过去一直说是虚拟经济,当然虚拟经济是基于实体经济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提出了以电子信息产业十大振兴规划之后,这十大规划基本上都是实体工业。我们国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要很好的谋划金融业怎么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关注的,我觉得两会也会是关注的,也会做的。
以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变成金融危机给全世界提了一个醒,一个国家要以实体经济为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的金融一些政策都要有一些配套的东西。十大振兴规划出来了,金融业如何给振兴规划服务?我觉得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些政策措施。
主持人:
您觉得行业在融资渠道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变?
曾剑秋:
当然有了,既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振兴规划,在其他方面就要开绿灯,比如说融资渠道方面。如果是有了一个好的项目,融资还有问题,都变成空的了。我们说十大振兴规划,4万亿的投资计划都跟金融有关系。十大振兴规划是我们国家振兴实体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这些举措如果没有金融业的支持,没有相应的一些配套政策,融资的渠道解决不好,这个十大振兴规划也是很难完成的。
另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在金融危机下大家都重视实体经济,有的甚至把金融业看成是不怎么样的,大家都看到金融业高管拿高薪这样的。我们还是要回到理论问题,生产和消费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其实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过去在改革开放以前重视的是非常传统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提出的只有生产领域才能创造价值,流通领域不创造价值。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恰恰是通过搞活流通以后使经济活起来了,使经济发展起来了。
说明什么?流通领域的一些相应的金融机构是非常重要的,虚拟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次贷危机,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把虚拟经济看成是不重要,或者一文不值,或者是看成祸水,虚拟经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因为实体经济重要就忽略虚拟经济。
我们在刺激内需的时候重视消费的作用,拉动需求的作用,用到凯恩斯的理论,但是又忽略了最古老的关于生产创造价值,这些理论都是要平衡发展的。
主持人:
很多人认为电子信息产业面临困难的根源在于缺乏自主创新。正在审批的规划也把这一项作为支持的重点。您认为要加强自主创新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曾剑秋:
电子信息产业的规划可能会非常明确,一方面谈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强调自主创新,强调要发展自己的关键技术,关键的一些部分。应该说都是非常对的。谈到了自主创新这个部分,我想首先要从通信业开始谈,从3G开始谈。
前面已经讲到了2G,3G,3G这个阶段中国提出了一个国际标准,TD—SCDMA。这个标准是中国提出来的,全球还有欧洲标准,W—CDMA,北美标准,主要是美国提出来的CDMA2000。首先要讲,信贷通信业发展到今天,中国,甚至亚洲还没有一个标准成为国际标准。2G时代根本不可能,都是人家的,1G,2G都是人家的。在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个意义还是从通俗的角度来讲,我想讲沃尔玛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沃尔玛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是一种模式。沃尔玛的供应商都被沃尔玛压制着,电扇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要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不给我提供没关系,我找别人做。这种模式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话语权,他有话语权。在现代通信业过程中,在第一代移动通信,第二代移动通信中国都没有话语权,都没有自己的标准。第三代移动通信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有了话语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不是应该支持我们国家提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否则我们总是在低端上当供货商。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过程当中关键技术,标准很重要。自己提出这个标准,都要接受我的。这点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在通信业当中的一个亮点。
在这个基础上谈我们国家现在电子信息规划当中,把第三代移动通信,特别是我们自己提出的TD—SCDMA知识产权的标准是发展的目标。这是我们国家提出标准到现在启动3G当中一直始终不渝的坚持下来的一个方针和政策。当然这点也是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比如说3G标准,中国提出3G标准,如果中国不用的话别人会耻笑你,你提出标准自己都不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其实对于第三代提出标准到现在的发展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政策始终不动摇,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自己有了这样一个自主创新的标准,更需要在产业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目前在技术方面来说,TD—SCDMA和其他两个标准其实没有大的差异。但是在产业化,或者说在商业化过程当中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像其他两个标准早就在其他地方用得比较好了,中国从今年1月17日发放3G牌照。其他两个标准,特别是WCDMA已经商业化比较成熟一些。中国的TD应该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发放了3G牌照应该加速具有自主创新的标准和技术的发展。国家在振兴电子信息产业规划当中也把它作为一个自主创新,支持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拉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受美国影响下滑比较大的企业主要是外向型,外向型越高,技术含量越高,与国际经济密切联系的这些企业。受到国际经济的冲击越大,越早,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如何处理国际之间的合作关系?
曾剑秋:
这就是话语权,中国在第三代移动通信当中由于有了自己的标准,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和全球的跨国集团,和大企业打交道有了资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我们的移动通信用户超过6.5亿。全球整个还不到35亿,我们是规模最大的,早就超过了美国。如果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通信,比如说固定电话,或者其他的,我们已经超过了10亿。中国的市场非常大,电子振兴规划当中也讲到,它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要从经济理论方面分析非常有意思,我们做过一些对比的研究。比如说美国大概在1929年开始金融危机一直到1943年,大概是将近15年的时间。美国受的影响非常大,GDP一直是下滑的,但是他的通信业差不多平均8%的增长。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也拿到一些数据,一比对发现一个很惊人的结果,各个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在下滑,但是通信业在增长,基本上都是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