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全球都陷于水深火热的金融危机中时，我们到处都能见到大减价的标志。通货膨胀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周期。今天衰退，明天发展，后天过热。大减价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一旦经济恢复，中国可能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我们仍然处在通货膨胀的时代。现在不过是通货膨胀大潮流中的小间歇。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结构性的。低通货膨胀的现象仅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是国际经济重组的长期效应，不可能因一两次经济衰退而逆转。要了解通货膨胀的势头，我们不妨回到这次经济衰退之前：2007年11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9%，2008年初政府开始限制一些关键性商品的价格。美国劳工部则几乎在同时公布，2007年美国的消费品的通货膨胀率从2006年的25%增长到了4.1%，为17年来最高。这些迹象表明，全球也许已经步入了通货膨胀的时代。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不能用经济谷底中的低通货膨胀数据来判断正常发展时期的情况。
这次通货膨胀的浪潮和过去不同，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某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而在于全球化进程。也就是说，这种通货膨胀很可能超出某个政府的控制能力。我把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从通货膨胀的角度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低通货膨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高通货膨胀阶段。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和产品，使美国在90年代得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要知道，一般而言，经济高速发展总会带来通货膨胀。高增长和低通胀即使不算反常，也属罕见。美国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解释，中印进入世界自由市场体系之后，在10年左右的时间为全球经济输入的劳动力就有好几亿。这是史无前例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如同一切商品供给的增加一样，必然会压低劳动力本身的价格。在过去，美国经济一高速发展，各种公司就竞相雇人，导致劳工紧缺，从而抬高了劳工的工资。到了9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但因为中印两国廉价劳工的存在，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工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自己的工作不被外包到国外就算不错了。所以其工资无法像过去那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上涨。当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承担了一般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时，这些产品的价格自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走低。这就是所谓的低通货膨胀阶段，是由全球经济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无法用美国经济来解释。但是，当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大幅度提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原料的上涨。同时，美国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把大量农地用于种植玉米，以制造乙醇等绿色燃料，侵夺了食品生产的资源。中印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劳动力的价格逐渐变高，也使世界1/3人口的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食比重大增，养殖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开始和人争夺农地。这些因素，自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石油、矿产、农产品等等，几乎无所不涨。而且这一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逆转。这就是我所谓的高通货膨胀期。我们不妨看看具体的数字。在2004~2008年间，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增长了3倍，锌的价格翻了一倍。2007年原油价格上涨57%，小麦和大豆的价格上涨70%，其中大豆价格的上涨还在印尼引起了骚动。在美国市场，汽油价格一年内从1加仑224美元跳到了307美元，柴油则从1加仑261美元涨到343美元。牛肉的价格去年上涨了45%，禽类上涨52%，奶制品上涨74%，鸡蛋上涨28%。其他如各种矿产品、天然气、各类食品、纸张，几乎无所不涨。特别是全球粮食价格在2007年大幅度上涨后，泰国、越南、印度等主要大米出口国在2008年宣布限制大米出口，有些国家干脆下了出口禁令，导致中国香港等地的大米恐慌，中国也一度神经紧张。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07年就提高了35%，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产品开始变贵了。西方不少人说，中国已经从输出低廉产品抑制通货膨胀，走向输出通货膨胀。此种言论未免以偏概全。其实，在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中国进口的通货膨胀恐怕更多。以原油而论，中国在2003年还是每日进口550 万桶，2007年则日进750万桶。在同一时期全球铜需求量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64%，在铝需求的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70%，锌需求的增长则有82%是中国经济所推动的。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出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www.aihuau.com|30如果这样的通货膨胀得不到抑制，老百姓即使工资上涨，实际收入也并不会增多，甚至可能会造成购买力下降。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抑制通货膨胀，短期可以应急，长期则可能造成短缺经济、地下经济，最终得不偿失。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关乎制造业生存的问题。这一点，看看自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就能明白。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用在了食品消费上，几乎没有剩余的购买力来消费工业品。所以，工业革命的前提就是农业革命。这种农业革命一来使较少的农业人口可以养活较多的工业人口，使大量劳工脱离土地而集中于城市的大工厂，二来则提高了农业的产量、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使食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变小，人们在吃饱了以后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大幅度提高，进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消费市场。也就是说，食品的相对价格的降低，是工业革命的基本前提。每当食品价格提高时，不仅民生面临着压力，制造业也面临着压力。老百姓在菜篮子之外可花的钱少了，制造业要想维持自己的市场规模，就必须通过压低产品的价格来促销。好在在工业革命前半段，技术创新不断，使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每到食品价格上涨时，制造业大多能够降价维持市场规模，并通过大幅度削减成本来维持甚至提高利润。这也是工业革命能够保持其动力的原因。如今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工业革命前期非常相似，但现实条件则十分不同。首先，就国内市场而言，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对民生的影响特别大。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这就向制造业提出了以降价来维持市场规模的要求。其次，在工业革命早期，欧洲主要工业国家不仅在技术上不断创新，而且在美洲不断开拓，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大幅度降低了原材料价格，为工业品的降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面临的国际境况正好相反。如今世界早已经没有当年美洲那种新边疆。全球经济的扩张，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给制造业带来的不是降价的条件，而是加价的压力。再次，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不能适当回落而维持老百姓购买力平衡的时候，整个生活费用就会显著上涨，促使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更会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再从国际环境上看，崛起的经济体正迅速融入全球市场。在未来几十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而且人口年龄更年轻，劳动力供应更充分，劳动力价格也更便宜。越南在低端制造业领域，正崛起为中国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其人口有8 000多万，到了本世纪20年代预计会超过1亿，劳动力价格也比较便宜，在制造业领域比中国更具吸引力。广东一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工厂关闭的现象。在中国，许多低端制造业正在失去竞争力。如今，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使通货膨胀的压力缓解，但这不过是周期性的缓解，而不是结构性的缓解。从前述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看，通货膨胀早晚还要卷土重来。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从长远看，能源、原材料、劳动力都看涨。所以，对于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应对之道。 未来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大概就是加速人民币的升值，通过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进口”。从长远看，中国应该探索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发展高技术产业。英国的《经济学人》注意到，2003年，两位美国参议员提出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 的惩罚性关税，除非人民币增值同样的比率。所谓中国操纵人民币的兑换率、通过廉价货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之说，一直弥漫于美国的政治中，并在总统大选中频频浮现。但是，尽管惩罚性关税的法案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到2009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就任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几乎快到了275%这一神奇的门槛。这一切并非来源于美国的压力，而是中国经济内在需求的结果。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这背后的道理在这两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清楚。2007年11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9%，政府于2008年初不得不宣布控制部分商品的价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当政府不得不动用非经济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时，就意味着经济和民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美国公众至今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燃油限价的策略，使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搞得人心惶惶。美国人从这种惨痛的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复杂繁多，但最大的敌人却是通货膨胀。此后的联邦储备银行全由反通货膨胀的鹰派所领导。美国经济也渐渐复苏并进入持续高增长期。其中的一个窍门就是在ＧＤＰ猛涨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走出了经济一“过热”通货膨胀率就上升的怪圈。如上所述，美国能走出这一怪圈，当然不仅仅是美联储之功。中国和印度等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廉价劳工和廉价产品，压低了美国经济的各种成本。包括美国低廉的消费品价格、相对固定的生活费用、劳工面对国际廉价劳工的竞争难以提高工资等。所以，在美国国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法案时，《华尔街日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甚至频频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币的低汇率有利于美国经济，中国是在帮助我们抑制通货膨胀。我们应该祈祷的是这样的好买卖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然而，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会帮助他国抑制了通货膨胀、自己则进口了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如果持续高增长，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其中包括石油。如果汇率长期维持不变，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变得非常低，原材料进口的价格就会不断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攀升，对民生有着立竿见影的冲击：石油、钢铁、汽车、纸张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另外，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由国际市场所决定，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控制。对此，前面已经反复论及：中国、印度因为经济起飞而提高了生活水准，引起了食品结构的变化，肉食增加，进而需要大量谷物作为饲料，出现了人畜争食；另外，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必须发展再生能源，大量农地被用于生产乙醇等“绿色能源”，油价飙升导致出现了人车争食。这一切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食品需求加大、供应缩小，食品的价格被抬高了。从这个立场来回顾，如果人民币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不向上浮动，中国经济就将承担不堪设想的后果。放眼未来，人民币升值也是抑制通货膨胀进口、提高老百姓的实质性“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特别是最近美国为了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大肆印钞票，日后经济恢复时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即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又会产生新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提高中国的购买力。但是，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中国只有进行经济升级，逐渐摆脱低薪廉价的发展模式。这一点，我在最近3年曾反复指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老百姓要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的劳动力应该卖出更好的价钱。中国人口的红利在未来十几年将逐渐消失，从劳动力富足型经济演化为劳动力短缺型经济，劳动力价格因为稀缺而将自然提高。所谓“衬衫经济学”早晚要碰壁。要通过市场的原则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需要两个机制：第一，政府要保证劳动者的权益，增强他们向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让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市场现实，加快优化技术和管理。第二，加大教育投资，特别是对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避免“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的局面出现，使下一代劳动力能够胜任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总之，如果中国人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值钱”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逐渐失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