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大国》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



记得20多年前读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回忆录,他讲到退任后对中国台湾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起飞,成为东亚的榜样。中国台湾方面对日本奇迹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够复制。根据岸信介的回忆,中国台湾方面总是对日本的大企业感兴趣。他则告诉对方:日本的经济主体是由中小企业组成。你们不要迷信大企业,要给中小企业多提供些支持!

那么,岸信介几十年前的话到底有多少根据呢?我们不妨以今日的“后知之明”检视一下。到2009年为止,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用。1972年通过的法律把中小企业定义为雇员在300人以下、资本1亿日元(大致为当时的70多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不过,在批发业中,小企业被定义为10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3 000万日元(大致为21万美元)的企业。在零售业中,小企业的定义则是5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1 000万日元(将近73万美元)。这些企业有如下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通常是家庭企业,员工多数不超过4个人。第二,分布广泛,在日本各行各业,从销售到高技术,都活跃着大量的中小企业。第三,这些企业经常靠分包大企业的项目为生,受大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同时,每个大企业的产品背后,也都有一系列中小企业的贡献。第四,这些中小企业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在选举中对政治的影响也比较大。

中小企业之所以需要立法来界定,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对之有慷慨的资助。法律的界定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获得优惠贷款的资格。日本政府为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财政机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中央组合金库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三大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于1953年建立,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完成生产设备和组织的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在帮助中小企业改进控制污染的技术、提升安全和卫生技术、计算机化等等方面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国民金融公库于1949年创建,专门为那些难以获得贷款的小企业提供贷款。从1979年开始,国民金融公库开始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贷款。商工中央组合金库于1936年建立,也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服务为使命。到2004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资本总额将近5 500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将近7.5万亿日元;国民金融公库资本总额超过3 400亿日元,发放的未偿贷款达10万多亿日元;商工中央组合金库资本总额5 100多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总额也将近10万亿日元。中小企业从这三大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总计拿到了27万亿日元左右的未偿贷款。而日本当时的GDP也不过50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发放给中小企业的未偿贷款占了GDP的5.4%。

这样强大的财政支持,自然鼓励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在日本进入60年代的高增长期以前,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小企业代表着落后产业,家庭经济的“封建”成分很大,生产效率、工资水平和产品质量都比较低下,需要“现代化”的改造。但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小企业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数量和产值都不断提高。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低谷中,虽然不少中小企业破产,但更多中小企业经过转型变得更具竞争力。到1989年,除去农、林、渔业,日本的中小企业达到650多万家,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2%。

1999~2000年我在日本时,看到电视上的专题报道:中国制造的廉价自行车大量涌入,日本自行车厂纷纷被淘汰。但是,一家小企业却在困境中求生,发现日本人骑车购物的需求很大,但普通自行车承载量太小,于是发明了颇为精致的载物自行车,一下子生意兴隆。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商,则要么忙于生产传统的廉价车,要么追随美国流行的山地车,很少考虑到在拥挤的城市中的人们购物需要。前几年,《经济学人》还报道了日本的一家玻璃公司。这家公司,总共就几十号人,专攻水族馆的玻璃制造。生产玻璃听起来简单,但水族馆的玻璃则不同。比如,水族馆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透明度,尽可能把建筑物的钢筋水泥结构去掉,使游客毫无遮拦、仿佛自己置身海底一样观看巨型玻璃缸内的海洋生物。这就对玻璃的承压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这种承压力,需要在玻璃内灌注大量强力胶质,但这些胶质又往往会妨碍玻璃的透明性。怎么把这两个对立的问题解决,成为这个行业内制胜的诀窍。结果,这家公司锲而不舍,攻克了这一难关。由于技术精益求精,世界大部分水族馆都选用了这家公司生产的玻璃。当时,世界的水族馆非常有限,需求不多。这家公司很小,生产量也有限,但订单总是满满的。在日本各行各业陷入萧条时,这家公司则一枝独秀。《经济学人》的结论是,千万不要忽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怎样做大国》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
2009年的《经济学人》中有一篇关于欧洲的报道,颇能和日本的例子遥相呼应。在欧洲,一般雇员在250人以下的企业才算中小企业(根据欧盟的标准,50人以下是小企业,250人以下是中型企业)。欧洲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将近9 000万,占私营经济劳动力总数的2/3。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使欧盟2009年第一季度的GDP猛跌46%。但是,中小企业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德国400万家中小企业今年的销售额预计仅萎缩2%,比整个德国经济6%的萎缩前景要好得多。2009年对法国800多家中小企业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企业预计在2009年收入持平或增长。许多人对这么乐观的数字表示吃惊。在英国,60%的中小企业比去年表现要好。柏林的一家瓷器厂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这家小厂仅有180名员工,专门制造高档手工瓷器,一只碗能买到80欧元。职工经过3年半的严格训练才能上岗,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公司的声誉。本来,这种高档货在经济衰退中受到的冲击应该最大。但是,该公司发展谨慎,不追求扩张,生产量很小,基本没有债务,产品也一直供不应求,订单总是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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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每次经济危机中大量倒闭的都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受规模的限制,经营不够多元化,一个主要产品卖不出去就可能无法生存;另外,中小企业本身缺乏资金,没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经济危机时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中小企业破产的影响实际很小。因为一家小企业往往就是夫妻店,几乎没有雇员。不像雷曼公司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倒闭整个华尔街都动荡不已。

专家们指出,中小企业实际上经营更加机动、灵活。它们平日不求扩张,客户很固定,同时也更接近客户,更了解市场的需求。中小企业的雇主和雇员多像一家人,关系更融洽,在经济危机中能生死与共。另外,在高科技的时代,中小企业往往容易在创新上领先。从硅谷到东京、欧洲各大都市,新兴的高科技风险产业多是以几个人凑合而成的小企业开始。在美国,小企业就雇用着51%的劳动力,生产着52%的GDP,创造着60%~80%的新工作,并占据了90%的高技术出口。与此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GDP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能达到22%。可见,中小企业的主宰并不代表着落后,而是先进经济的象征。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根据《上海证券报》2009年5月的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已有近5 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3%,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完成的。这本来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却无处不在。自1996年11月到2008年11月,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一路下滑,从之前的75%下降到2008的近38%。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陆岷峰在对1 000户小企业调查后发现,至少有95%的中小企业难以符合现行贷款要素的制度要求。另据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透露的数据,中国目前有80%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行融资来开办和扩张,90%以上的初始资本来源于其主要的所有者、合伙发起人和家庭;只有29%的中小企业在前5年中得到了有保障的贷款,这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

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随之而来经济民族主义的大国心态,则会严重危害中国经济的发展,值得警惕。比如,通过国家权力集中资源建造“大飞机”这类宏伟项目,听起来很长志气,实际上经济效益则往往很差。要知道,这类“大件”所需要的一大堆非常繁杂细小的技术集合。没有“小”,就无法凭空创造出“大”来。而这些“小技术”,则多是由中小企业发展出来的。比如日本许多世界级大公司的技术,都是外包给小企业做出来的。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最早的民间企业,是一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出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是从民间的几个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小企业越多、越繁荣,社会就越进步,经济就越发达,“创新型社会”就越有起步的可能。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民间的杰出人才非常多。但是,在大企业的统治下,这些人才大多会窒息在公司的科层阶梯上。回想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人下海的风气。那时新的经济自由所刺激的大量小企业的涌现,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所在。如今的危险是,有相当多的人把那一段生机勃勃的发展看成是起步时期的混乱,试图将之“正规化”、“现代化”。沃尔玛、麦当劳、微软、丰田,成了中国企业界追求的典范。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渴望,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理念,可能会把中小企业边缘化。

未来的比尔8226;盖茨也许正在哈佛乱糟糟的宿舍里筹划第一笔买卖,我们则把大学生摆摊看成不务正业,学校甚至严令禁止。民间小企业往往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也缺乏保护。这都可能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要做大国,但必须从“小业”开始。因为“小业”恰恰能给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创造最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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