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8226;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8226;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亚当8226;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这和中国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让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西方市场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过，中国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历史机会，可以把“人轻”的劣势扭转过来。这一机会，就是马上将出现的老龄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老龄化和黑死病有着相当类似的功能。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这将使劳工在市场上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问题是，面对他们在市场上的要价，政府是应该支持、保护他们的权利，还是抑制他们的权利？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是，支持和保障劳工的权利，抑制亚当8226;斯密所分析的资方在博弈中的资本优势，使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对均衡，从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当资本不可能通过乘人之危地压低工价而升值时，就必须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加大投入。有些经济学家称，最低工资的立法会降低就业率。这个问题至今越来越有争议。其实，即使真是降低了某一部门的就业率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最低工资逼着老板裁员，他就必须通过优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员的不足。当美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时，一位坚持雇用刑满释放人员、并支付可观工资的老板就说：“如果你的买卖仅因为将最低工资提高那么几美元就会垮掉，那说明你的创意太少、太缺乏竞争力了！你带给社会的新东西这么少，社会凭什么回报你呢？你早该倒闭，让我们这样的企业来替代！”中国也应该如此。不能给工人支付千元以上的企业，在当今的经济水平上根本就不应该有生存的资格。可惜，“改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基因，使它们总是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方一边。这就抑制了“人的崛起”，从长远看也抑制了“中国的崛起”。让我们放眼中世纪的英格兰，当时的英王主导中央政府，贵族主导地方权力。当贵族和农民发生纠纷后，国王法庭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这就使中央政府在老百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英国王室不仅存活到今天，而且仍然得到老百姓的爱戴，这和历史上国王法庭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人的崛起”，不仅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还必须有大量的教育投资。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识字率明显比非工业化国家高。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也建立了庞大的义务教育制度。优越的教育体制使劳工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未来劳动力供应萎缩，更应该懂得“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加强对未来一代的培养，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和这种长远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教育投资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民工子弟在教育上仍然受到种种歧视。这无异于进一步摧毁了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源。所以，中国不仅需要极大地增加教育投资，更需要教育平权。每个公民，都应该从小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的关心，这样长大后才会想着回报、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才会成为更自觉、更有创造力的劳工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