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前一波全球救市行动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金融领域，而较少关注实体经济。金融业以流动性匮乏为借口要求政府承担恢复流动性的责任，因此被指责为“金融绑架实体”。
但是，淹没在银行倒闭潮当中的华尔街并未、也不会死掉。无论金融风暴如何强劲，各国造币厂历年生产出来的纸钞硬币既没有、也不会在风暴当中损耗一张一枚。而今，实体当中流动性的匮乏以及多数民众消费能力的疲软都明确显示，整体上巨大的动能正在转化为金融系统内部的巨大势能。这个巨大的势能必然谋求另一次出击。现在，金融资本这个绑架惯犯已经谋划好了另一次作案，这次要绑架的对象选中的是“气候与环境”。
CDM这个词已经逐渐被大家所熟悉，也有人不恰当地谓之“碳交易”。“碳交易”指由具有减排配额的发达国家出资向不发达国家购买二氧化碳排污权，不发达国家用这笔钱来提升改造其能源技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现在，“碳交易”是多种污染排放权的交易的代名词，已经不是局限于二氧化碳的排放了。
当年华尔街把垃圾债打包叫卖的时候有没有经济学人从理论上论证其高明与合理不得而知，但现在经济学界已经开设有人为“碳交易”唱赞歌了，并将科斯定理作为其合理性与先进性的理论依据。碳交易这个制度表面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个蹩脚的设计方案。
首先，这套机制并不能有效地实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污染权只是被转移。过去由不发达国家排放，现在把排放权转移到发达国家，由这些人均碳能源消耗量位居世界之首的发达国家继续排放，继续污染。排污权没有被取消，只是转移，只是由谁污染的问题。这就像一般的商品交易一样，商品换了个主人，并没有消失。
例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购买了一定的减排量，说这是用来抵消他一年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芮成钢并没有少开车，他的汽车也没有少排放，他付了钱，换得的是一个心安理得的排放。如果芮成钢的收入丰厚，他还可以多买一些排放权，换一个大排量的车来开。
减排与否，惟一地与碳能源的最终消耗量有关，而与能源技术水平无关。能源技术水平体现的是能量转换效率的问题，即碳的化学能转换为电能或机械能的效率问题，但碳能源无论以何种技术手段被转换利用、无论转换的效率高低，最终的产物都是二氧化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化学常识。因此，只要没有实质性地减少碳能源的消耗，也就不可能减少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种把LNG当作清洁能源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与把二氧化碳当作有害的温室气体看待的环保思想相悖了。只要使用碳能源，结果就是环境污染。
“碳交易”是一个“双输”的机制设计。这里的“输”是从会计核算角度来说的“亏”。发达国家增加了排污的成本，过去排污是“零成本”，或者是环境污染被当作外部性溢出，没有计算在会计成本项目之内，现在要掏钱买排污权，排污的成本增加了。
“碳交易”将过去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得过去在会计账目上没有显示的成本现在显示出来了。但问题的根子在于要不要内部化。外部性（厂商得利而损害社会）不是现在由碳交易制度发现的，而是早就被认识到了。美国迟迟不接受《东京议定书》的条款，就是不愿意将这种早已存在且业已被认识到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
而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排污权出售带来的是技术或设备投资，而不是实际的收益。环保设施不能构成任何直接的、内部性的会计收益，相反其运行还需要庞大的费用成本。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即便是由国家投资于企业建造的污染治理设施，免费交给企业使用，企业也往往不愿意使其保持正常运转，只是在国家前来督察的时候开起来做一做样子。那些有国家强迫企业自己投资的环保设施就更是如此，能少运行就少运行，能不运行就不运行。这种情况说明，环保设施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不能增加企业自身直接的经济效益。那么，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里，环保设施的效用就可想而知，尤其是建在法制不完善监管松懈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设施。
与其增加排污成本，为何不直接通过减少商品生产的量来减少收益？净利润的减少有两条渠道，一是成本增加，而是产销量减少。只有使用谈能源进行生产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减少才能直接减少碳消耗，从而直接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身的活动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价值中性，所谓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分离正负价值的折腾过程，聊以自慰的就是可以对外部性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掩听到外部性铃铛声响之耳，盗取正价值之铃。直到招来大自然惩罚，才肯把掩耳之手放开。
之三，这是一个虚伪的制度设计。它只在表面上强加了企业的所谓社会责任，美化了企业的社会角色。
一些跨国公司也纷纷解囊购买排放权，但这不过是广告费的另一个名字，把原来交给媒体的巨额广告费用来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不仅仅合理合法地维系了自己庞大的碳消耗，还可以取得比在媒体上做广告更好的宣传效果——既可以继续把婊子做下去，还立了个大大的牌坊。
斯密说过，我们不必感谢面包师，他们只是为自己生存而工作。“碳交易”既然也是一场交易，就是要互惠互利有利可图，而且在这个经济社会里，这种利往往是狭隘的金钱之利。碳交易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回归了它的本质——资本运动。有人估计说再过两三年“碳交易”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种，不错，在金融界来说“碳市场”不过是另一个精心设计的虚拟的衍生产品的代名词。
市场的基础是信用，而“碳市场”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人群当中信用等级基本上属于最差级别的政治家们人为构造的。这种新型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能够走到哪一步，还真的不好说。最终，当这个新型的虚拟经济衍生品泡沫膨胀过度的时候，只要发达国家否认对排放权禀赋分配的合理性，或者以不发达国家已经有效地改善了能源技术为借口而毁约，整个碳交易市场体系就会在瞬间垮塌。
之四，这套制度和当代管理学的思路有点不符。管理学当中有一个“80%原则”，即少数问题占总量的80%，解决问题要从这少数问题开始。发达国家排污量占世界之首，解决其1%的问题，总量就相当于解决不发达国家百分之好几乃至十几、几十的问题。这在哲学上叫做“抓主要矛盾”。现在，实际的减排量在不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通过购买排污权继续维持着高排放，这就和抓主要矛盾的管理学思路正好相悖，即变成抓次要矛盾了。
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再次证明，所谓商品经济的基础“稀缺”，其实就是所有权分割，通过人为的所有权禀赋过程，稀缺便可以无中生有。污染权（发展权的不可分割的对立面）原本人人都有，现在大家一致同意不发达国家具有排污权而发达国家没有排污权，从法律层面完成了私有权从无到有的分割（禀赋），排污权也就因此变成了稀缺资源。
这个人为造就的稀缺资源正在为金融资本所逐步吸筹囤聚，最终的结果可能不是大家想像当中的对气候与环境的改善。
最后增补两个案例：
【案例一】河北省一个乡镇油脂厂老板，为解决工厂经常停电减产问题，决定用当地最常见又最便宜的秸秆做燃料，建一个小发电厂。自从他购买了一套400千瓦的秸秆发电设备，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好事就找上了他，犹如天上掉下了馅饼。一位自称日本咨询公司总经理的人要和他“合作项目”，满口都是“碳减排”、“CDM”……于是，这个准备因陋就简修建的发电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投资9000万元、规划容量1.2万千瓦的电厂。如果这个电厂建成开始发电以后，除了卖电，由于减排了二氧化碳，这位油脂厂老板每年还将获得100万美元的收入！
请问，不管用多么高级的技术去燃烧秸秆，能够与不烧秸秆发电减少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吗？【案例二】在2008年8月5日，经过北京环境交易所的撮合，“绿色出行碳路行动”的组织者和上海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上了头，并很快地签署了协议。天平保险公司以277699.6元的价格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市民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请问：天平保险2004年至2008年的碳排放因为这宗碳交易减少了吗？这种既成历史可以改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