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当前能源对我国经济的约束作用凸现，其本质是经济发展与能源的协调问题，而产业发展与能源的协调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本文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与能源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式是影响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应紧密围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执行更为强调节能的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 世界范围内，能源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的约束作用凸现，“十五”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本质是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和服务)的协调问题，其中，产业发展与能源的协调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当前，关于产业发展问题和能源问题的研究相对独立和孤立，很少有研究能够结合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和能源的综合视角，系统地研究我国的能源问题。导致分析现实中存在的产业和能源协调问题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时，可依据的理论和信息不足。因此，从包容产业和能源的大系统角度开展理论研究是迫切之需，其中，认真学习和总结国际经验和规律是研究的重要起步点。 本文首先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之间的关联规律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能源强度的关联规律，以及日本、美国历史上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我国产业发展与能源的协调问题的初步认识。 1 国际历史规律和经验总结 1．1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之间的关联规律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在人均经济增长上)与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首先，一般情况下，一国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与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变化，各国人均 GDP水平的差距与各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差距，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有关研究对1998-2002年间，14个主要国家的人均GDP(PPP，1995$)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所作的纵向比较和各国间的横向比较所示，参见图1，可明显观察出上述关联：各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基于人均GDP的历史变化曲线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正相关特征)，而人均GDP高于1．5万美元的国家，其人均能源消费量都在4tce(约117GJ)以上，比人均 GDP水平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中国、印度，人均能源消费量仅1tce上下)高3倍以上。图2则展示了26个主要国家2001年的人均GDP(PPP，2001$)和人均能源消费量的横向比较：除阿拉伯、俄罗斯、科威特等大宗油气出口国属特例外，多数国家在图中的位置均处于两条正相关基准线之上或附近(分别指向美国所在位置和西欧各国、日本所在大致位置)，显示了各国人均能源消费差距与人均 GDP差距间的高度正相关性。 其次，当人均GDP达到很高水平时(一般高于2万美元)，一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有可能出现缓慢增长或负增长。如图1美国、英国的历史变化曲线所示，近年来在两国人均GDP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下降趋势。Bernstam(1991)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内在规则：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普遍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中不仅有经济结构的因素(一国首先需要建设现代经济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随后才会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服务业当中)，也有技术不断创新、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等因素。 第三，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上，各国人均能源消费的绝对值和变化程度可能会出现较大差距，而且人均GDP水平越高，该差距愈发明显。图1和图2显示，同样是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西欧各国、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而其中只有部分国家出现了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下降的现象。图1和图2中的虚线勾勒范围，则展示了随着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各国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上的相互差距不断拉大。这一规律预示，各国，尤其是人均GDP水平还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今后人均能源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的变化，可能呈现多种不同的“路径”。究其原因，既有各国幅员、地理、资源等“硬条件”不同的影响，也有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软条件”方面的因素。作为经济结构主要方面之一的产业结构，可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1．2 先行工业化国家历史上产业结构演进与能源强度变化的历史趋势和关联规律 为验证和分析产业结构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主要体现在能源强度的变化上-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英、美、德、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与能源强度变化的历史趋势和关联规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首先，各国工业化阶段的能源强度历史曲线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抛物线走势，并与产业结构的阶段性演进呈现很强的的对应关系：(1)能源强度的“爬升”，一般始于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起步期；(2)能源强度的“高峰”，通常发生在产业结构呈现“重化工业化”的工业化加速发展期——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迅速上升，主导产业由轻工业逐步转为以设备、耐用消费品制造为中心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与此同时还伴随发生着大规模的城镇化和进出口贸易；(3)在产业结构高度加工化和高技术化的工业化成熟期，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能源强度持续下降。 源于Reddy和Goldenberg(1990年)的研究，能源强度定义为kgoe／1000$ GNP(以1975年为基准年)；Auty(1997年)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得到，“抛物线”走势更为清晰，能源强度单位改为toe／1000$ GDP。结合各国工业化时期的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可明显观察出上述规律。 英国的工业化时期 能源强度“高峰”出现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并在1880年达到峰值。该时期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产生广泛影响，主导产业逐步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的工业化阶段。19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英国采煤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轮船运输、铁路运输的发展则极大提高了城镇化水平和促进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1842年英国机器出口禁令的取消，使机器制造业的生产量迅速上升。19世纪末，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驱动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美国、德国的工业化进程 能源强度“高峰”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并在1920年左右达到峰值。该时期美国正处于技术繁荣、重工业奠定主导产业地位的工业化阶段。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内燃机、电力、化学工业为中心第二次技术革命和19世纪初的汽车革命，使冶炼业、煤炭工业、机器制造业及交通运输业在相互交织的需求推动下发展全面高涨，并日趋向城市集中。1904-1915年间，美国制造业居首位的是钢铁工业，而居第五位的路上运输机动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0．92倍之多。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重工业，基本代表了该时期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与趋势。而该时期德国也正处于产业结构快速转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全面“起飞”阶段。1871-1913年，德国工业年均增长39％，1914年德国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全面赶超欧洲其他国家。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 能源强度“高峰”出现在20世纪中叶，并在1950年左右达到峰值。该时期日本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全面“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事扩张，与战争紧密相关的工业飞速发展。1920-1938年间，工矿业占GDP的比重从19％上升到32．4％；1946年，金属、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主要指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占工业内部比重达到54．6％。二战之后，20世纪50-60年代上半期，日本实行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行的产业调整，一方面恢复出口导向型的农业和轻工业，另一方面积极扶持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型化工、钢铁等重工业。此后，20世纪60-70年代，正是日本全面实行“重化工业化战略”的阶段，二产占GDP的比重从1955年的28．9％上升到1975年的40．2％，重化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在1970年达到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