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12月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举办了“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中国低碳发展研讨会”。《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一书以该研讨会论文为基础编辑而成，是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组织气候研究领域专家的集体成果。 作为中国国内第一本关于世界气候外交的著作,该书涉及到全球气候谈判和中国低碳发展的各个领域，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波兹南会议的总结；二是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关系；三是美国奥巴马新政府的气候外交；四是中国在整个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位置；五是中国的应对政策和战略。 2007年12月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完成后京都机制谈判。但回顾一年半的谈判进程，书中认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双轨谈判机制”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了巩固，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先”的需求得到了坚持。但中国气候变化大使于庆泰和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从总体来看，进展十分缓慢，基本上围绕方法学等技术、边缘问题进行，实质性问题多未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依然突出，发达国家注重2050年排放减半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对减排、适应、资金和技术四大问题平衡对待，而且强调发达国家应注重中期减排目标。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观望因素增加，谁也不愿过早亮出底牌。 同时，金融危机已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气候谈判的进程。中国环保部人事司副司长任勇指出，金融系统大量倒闭，应对危机又需要大量资金，这不可避免地减少气候变化方面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支持，碳市场建设也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适应基金仅为8千万美元，和每年20亿美元的需求相差甚远。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气候危机的治理本质上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 气候谈判的表面层次是如何实现气候危机的治理，主要涉及到环境容量，即一定时期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与能源创新和经济竞争力有关,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基础。 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这就是巴厘岛会议、波兹南会议，甚至今年末的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根源。
金融危机的寒风吹遍了世界各个角落，西方大国财政窘境，有些力不从心，但仍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试图实现的气候和危机的双赢，对绿色能源、绿色技术大规模推进已是大势所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中心主任周洪均认为，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将会有重大变化，不但会回归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而且还可能重返《京都议定书》。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新政府把气候变化列为重要的双边和多边议题，在应付金融危机的框架下提出“绿色经济复兴计划”，通过向新能源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根据奥巴马的构想，建立更清洁的能源结构主要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溢出效应遍及经济、工业、生活各个方面，若运用得当，足以成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克服金融危机的良药，其最终结果是欧美气候政策将由分歧走向趋同。 但未来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如何发展，哥本哈根会议前景如何，不但取决于美国的作用，也取决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在当前和未来国际气候变化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凸显。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中心主任张海滨指出，气候变化议题在中美两国政治议程中的地位都在急剧上升，双方合作的意愿明显增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共识也在逐渐增加，政治、经济、安全、道义四方面的考虑在促使双方扩大加深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但是总体上看仍然广度有余、深度不足。 气候变化问题的诱因是碳排放，碳排放又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的实质是能源问题。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肯定会超过美国,中国面临的压力也更大。数据显示，中国排放总量仍在持续快速增长，2030年将比2005年增加一倍以上。但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相当大的可能，在2020年之后将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住，不再出现明显增长。 在后京都时代，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利用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早统筹国内各种资源、落实各种技术政策组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能源结构的跳跃式发展，将不仅仅是谈判的策略问题，更是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重构中位置的战略问题。那么,中国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呢？ 书中认为，首先中国应该改变以往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中国在京都机制下可能受益。中国已经开始承担一些普遍性义务，而且从京都第二期开始和后京都谈判，中国将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严格承担减排任务的对象。其次，在战略上应改变过分重视能源安全、相对忽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取向，将气候安全、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与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中去。 此外，中国还必须调整经济结构，2025年之后一定要跨越进入低碳经济结构。目前中国低碳经济技术在部分领域领先，但是很多领域依然落后，因此还必须积极从欧盟等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实施清洁排放机制，通过碳市场来促进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发展，并提升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书中很多专家都谈到，社会公众的低碳意识和有效参与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基础，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引导、规范和制约社会消费行为，开展全民节能减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生态环境中心主任潘家华认为，尽管巴厘路线图、京都第二承诺期之后中国承受的压力已胜于以往，但是仍应理直气壮。按照碳排放权和人文发展的原则，发达国家长期没有限制地排放二氧化碳，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挤占了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大量发展空间，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可适当让步，作出“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目标减排承诺，并针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审时度势，加强同欧盟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谈判，加强同伞形国家集团（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和日本等国，因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连线为伞状而得名——编者注）的合作，并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