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长远战略、现实竞争力、环境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发展低碳经济就不是高成本，而是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 第五种误解，认为低碳经济是好东西，但太遥远，我们现在还没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水平，以后到了那个水平再说。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低碳经济是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任何节能的、防治污染的、环境友善的行为，都是对低碳经济的贡献。我们搞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关闭小火电、小水泥；作为消费者，随手关水龙头、关灯，把白炽灯换成节能灯，用太阳能热水器，这都是在向低碳化迈进。所以低碳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生活、生产、消费中。 三、发展低碳经济，不能盲目寄希望于调整产业、能源结构 怎样发展低碳经济？这是关键问题。有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改变、调整产业结构。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其自然规律，我们不能违背。在农业社会，农业绝对是大头；在劳动力密集或资本密集的工业化阶段，工业肯定是主导。中国现在工业占第一位，而不可能把服务业放第一位：第一，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去跟发达国家竞争服务业；第二，我们需要一些高能耗产品来满足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哪一块砖、哪一根钢材离得了能源和碳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况且服务业首先要有服务对象，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对谁服务呢？中国现阶段只能以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为主体，这样才能有高增长、有资产的积累；只有当资产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有发达的服务业。 受发展阶段制约，产业必然有其特定的结构比例。所以简单地谈调整产业结构，是一种误导。当然，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一些工作，但空间非常有限。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少用含碳量高的能源，碳排放不就降下来了吗？然而，调整能源结构同样也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受资源禀赋的制约。少用点煤，多用点石油和天然气，确实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我们有这个资源禀赋吗？像欧洲、美国，石油占40%，天然气也很丰富；而中国的能源格局就是“富煤少油贫气”，没办法改变。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说要降低煤炭的比例，但至今没有降下来。第二，受资金、技术的制约。要调整能源结构，我们可以搞太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但问题是，所需的巨大投资从哪儿来？1990年代初建三峡水电站，发达国家、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当初只能用电力附加费的方式来筹资；搞核电，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建100座核电站吧？即使能建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铀矿资源。第三，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火电的市场价格是一度电三毛钱，上海搞绿色电力资源购买，鼓励大家买一块钱一度的风电，结果没人买。如果一块钱一度电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么也可以提高火电的价格，但现在中国还没有到这个收入水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大量植树造林，发展碳汇，这是最经济实用、最可行的办法。实际上这里面空间也不大。因为中国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来说并不算很丰富，能种粮食的地方都种粮食了，很多地方连草都不长，怎么栽树？水，得先保证粮食生产，而不能先去浇树。这样一来，能够种树的面积、能够用来浇树的水资源量都很有限了。中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18.7%，想再增加一点点难度非常大。
四、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 以上说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发展林业碳汇的空间都有限，但并不是说低碳经济就没法发展了。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加大力度做。 1.提高能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而且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非常大。比如说建筑节能。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通运输排放，三分之一是工业排放。中国现在是工业排放量占大头，交通和建筑类排放较小。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住房品质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零排放建筑，在建筑节能这块有很大潜力。 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常大。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有，最落后的技术也有。像钢铁行业，中国有一些领先技术，例如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水平比较低，但小炼钢和落后技术则能耗高、排放多。这就意味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电力方面，中国现阶段肯定离不开火电，那么就要上大压小，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使单位度电的排放量降到最低。中国在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领域投资力度非常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淘汰小火电、小水泥、小造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做。航空交通耗费的燃油量比地面交通高很多：与低效率的小汽车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与大容量的公交，与高速铁路相比，至少高出三倍、四倍。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空客一小时一趟，将来高速铁路要是建好了，每小时一趟，基本上就不需要飞机了，同样便捷的服务，但排放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很丰富，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较高，但相当一部分已经商业化。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的小沼气，运用得很普遍；水电、部分发展较好的风电（如新疆塔里木的风电）等，也非常有竞争力；中国每年所利用的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折合标煤约三亿吨，如果每年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是30亿吨，生物质能占了10%。已经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进一步推广。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现在都在运行。欧洲有一项远大的工程规划，准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上建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然后建远距离输变电系统，把电力输送到欧洲。中国有广袤的戈壁滩，如果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戈壁滩的开发前景将非常广阔。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前期准备。 交通领域，汽车不再只烧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现在有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最远可以跑400公里，如果蓄电池性能再好一点、动力更强一点，竞争力就会更大。太阳能汽车、氢能燃料电池等技术也在研发中，如果成熟，我们的交通服务将实现很少的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核能也很有前景。英国长期以来反对核能的声音很强，现在为了搞低碳经济，又把发展核能提到议事日程，准备进一步更新和新建核电站。美国也启动了新的核能计划。目前的核能利用，尽管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讲它是经济可行的；从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大国——法国就没有发生过核事故。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原来是在沿海地区，现在延伸到了内地。但有一个问题，发展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中国比较缺乏。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协定，要求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亚国家给中国提供铀矿资源。 3.引导消费者行为 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来加速低碳经济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负面作用，是有环境成本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它征税。碳税跟能源税不一样，征能源税可能会打压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我们加以区分，只对碳征税，那么就只会打压高碳能源。高碳能源的比较收益降低，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较成本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也会增强。 中国现在征碳税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我们说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承诺减排。如果我们国内征碳税，和国际政策似乎有矛盾。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我们可以不叫碳税，而叫可枯竭资源税。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资源税，而化石能源是可枯竭资源，那么征一个可枯竭资源税，实质上就等于碳税。原因之二，要征收碳税就需要相应的技术、信息、统计资料，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统计条件。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碳只是在煤炭、石油、天然气里才有，这三项能源都是进入了市场的，统计起来应该非常简单。至于我们是在生产这一端来征收，还是在消费这一端来征收，都可以。所以，征收碳税并不是原则上不可行，而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补贴。所有技术的研发、运用，都会经历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给予补贴，就会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对一些暂时不具备商业竞争力，而社会成本又比较低的能源和技术进行补贴，会使它们更迅速地成长，走向市场竞争。 第三，要提高研发投入。很多低碳能源技术、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和企业商业化的投入，可以双管齐下。 第四，对于消费者行为，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奢侈浪费加以限制。几年以前我提出过一种设想，叫能源消费累进税制（或者叫碳排放累进税制）。我们的碳排放空间是有限的，而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给每个人一定的碳排放量，超出之后就得交税，超得越多税率就越高，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这样既兼顾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可以使消费者行为更理性化，降低奢侈浪费的部分。要强调的是，能源消费税应是累进税率，而不能是统一税率。统一税率只会打压穷人，鼓励富人消费。 第五，要对公共消费加以控制。中国的公共消费浪费特别多，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小汽车多数是公车；办公大楼里，空调用电等浪费也很多。在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公共消费的低碳化，部长也乘坐公共交通。所以，政府可以率先垂范。 第六，国外在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领域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展国际合作。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中国大庆、胜利油田也涉及到二次、三次采油，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清洁能源的比重和成本都不一样，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我们可以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则可以进口。像矿石，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比我们国内采矿的成本低多了。 总之，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只有低碳社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