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生有时如潮涨潮落跌宕起伏，它会带给你非凡的体验和感受，但是波澜不惊的生活也是一种美。“没有‘高潮’只有平淡生活”。恰恰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写照，如果把它用在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潮身上，似乎有悖于他响亮的名字和他一生的工作经历：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高潮参了工作；六十年代初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深造回来后，他开始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研究的是国防尖端技术，并成为邓稼先的得力助手；八十年代中期他服从组织安排调入中国科协工作；九十年代初他在钱学森的倡导和指导下，主编了《中国科协学》一书——他的任何一次转身都非同寻常。但是对高潮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和接触后，你也许会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他的身上深深的烙上了老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印记——一颗平常心。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们一行三人，走进二环内一处幽静的小院，敲开高潮家的门。高潮夫妇立即热情的将我们迎进了屋里。体贴的嘘寒问暖之后，高潮在他的散发着书香、散落着墨痕，布局优雅的家里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有思路才会有出路
科技+环保=“前”景和“钱”景。
高潮在自己的书桌前坐了下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蔼的态度对坐在对面的我微笑着说：“你想了解什么就尽管问好了”——即没有我想象中的官腔官架，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科学家的严肃谨慎。听了他的话我在采访之前的种种顾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此时的高潮已经从科协副部级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在采访中我却发现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的书桌上恰好放着一张报纸，“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几个醒目的大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恰好是我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就是不谋而合。高潮指着桌上的报纸说：“我一直比较关注两方面的事：一是环保方面，一是产业转型方面。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也显露出很多的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哥本哈根的会议得到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关注，它以严峻的现实说明了世界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国家的发展后期带来的环境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深思。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是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了，它使以人为本的生活变成了一句空话套话，也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我们为环境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去解决弥补或者是杜绝这种污染的蔓延和恶化。有什么样的思路就有什么样的出路，而且我们的科学技术目前完全具备了这样的实力和潜力。”
据了解退休之后的高潮也并没有完全的松弛下来，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隐士生活，他的时间依然紧凑有时甚至有些忙碌。北京的老朋友举办的有意义的活动和会议，他推诿不过也会去参加，口快心直思维敏捷的他当然不是走个过场，他总会提一些大胆的建议和意见。如果是他比较喜欢的环保产业和事业的发展，自然也少不了舟车劳顿。高潮告诉我们他刚刚从浙江嘉兴回来，主要就是去参观指导当地的一家环保型企业的发展。但是他的身上却全无劳累和疲惫的神态，有的只是对科技事业的热爱和激情。从科学研究第一线成长起来的他，看到了科技无限衍生的可能，看到了环保产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钱”景。
自主创新必须产业化
能够很好的经营技术专家的‘专家’才是合格的企业家。
当记者问道科技能否真的成为生产力改变环境时，高潮回答说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的困难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缺乏领军式的人物。比如柳传志带领联想在国际市场上举起“中国制造”的品牌大旗。这个领军式的人物可以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但必须是“帅才”。像华为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他可以领导协调组织技术专家进行科学研究，并有强大的执行力把技术成果转化成产品。“能够很好的经营技术专家的‘专家’才是合格的企业家”。他形象地举例说：“一个城市中有很多外科医生，他们只能做切割阑尾之类的小手术。但是如果没有心内科和脑科，有再多的外科医生，它的医院也就是这个水平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和突破，但是如果它有类似于天坛医院王忠诚那样的院士，它的水平马上就会上去了。”另一方面是缺乏资金和科研环境。环境需要政府部门创造。比如说深圳市政府做的就比较好。各地建立的孵化器、产业基地也在逐渐地改善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创业板上市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会降低融资的难题，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件好事情。
高潮不像其他的科学家一样耻于谈钱，恰恰相反他时刻都在强调“科技必须转化成产业，必须考虑‘前景’与‘钱景’”——没有前景不值得研究，没有钱景转化不成产业，就无法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采访中高潮说:“我国科学家的智慧聪明程度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差，加上他们的勤奋应该可以让科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但是这却是我国科学家的弱项。因为我们原来在体制上将技术和经济分割得很厉害，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科学家一头扎进实验室不问社会需求，只看鉴定和奖牌也是不对的。我们开科学技术讨论会时，我就和很多科学家说过，你的研究有市场和经济效果的话，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科学要想进步必须先解放思想，科学的成果需要产业化。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推动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必须产业化。
时代需要新的“陈景润”
能够破解“新的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就可以成“家”了。
高潮说自己年轻时并没想做官，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但是后来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这也成了他今生最大的遗憾。因为从事了26年的高端国防科技研究后，高潮被调到中国科协任行政职务。离开了实验室必须要应对很多现实的问题，这使得高潮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能力非常的强。他在采访时说：“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新的哥德巴赫猜想’，破解了这个的人就可以成为‘家’。你知道它是什么吗？”笔者理解的“新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指利用信息来获取机会、财富的本领和能力——例如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就是这种思维模式。高潮继续说：“目前我们的问题是，很多好的科技专利找不到资金，而很多闲散的资金又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新型的、战略性的产业——我现在关注的就是光伏产业的进步；另外动漫游产业的发展潜力也非常巨大。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总是看奥特曼，要挖掘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型产业和企业。熊猫、功夫、花木兰都是我们的资源和元素，但是好莱坞却用它创造出了大量的财富，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难道不该具有这样的眼光吗？”说起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时，高潮从研发谈到市场营销；从实验谈到如何融资；从产品谈到产业链的建立，像一个调度有序实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让我觉得坐在对面的不是科协的高层领导，而是个颇具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我开玩笑叫他“科技工作者里面潜伏的企业家”。他谦虚地说不敢当，但是当年确实担任了国防指挥调度总负责人。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做实业，但是他却以企业家的思维和科学家的思想破解了新的“哥德巴赫猜想了”。在科技届和企业届各自为政的状况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具有商业思维的“陈景润”作为桥梁和纽带。
给“绿叶”合适的生存土壤
科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科技工作者要有做“绿叶”的心态。
高潮在开始采访时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邓稼先任院长，我任常务副院长”。夫人在一旁骄傲地补充道：“邓稼先是红花他是绿叶。”有红花就必然得有绿叶。梦想成为物理学家的高潮，成了邓稼先的绿叶、科协的领头羊、科学家们的“后勤部长”。虽然心中有遗憾但却毫无怨言，即使在退休后依然心系社会和科学工作——他甘当绿叶的态度让他的人生充满了安静祥和的幸福感。
结束采访后高潮为《赤子》杂志题写了新年寄语：“祖国和人民需要赤子心”。我想这更是他和他那一代科学家一生经历的写照！华裔科学家高坤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大大的振奋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合理的甚至是盲目乐观的推断出我们离诺贝尔更近了一步；之后“航天之父”钱学森的离去，又沉痛的打击了一下我们脆弱的不自信的心灵，觉得大师和科学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诺贝尔似乎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高潮却说：“我们要给科学家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一方面允许他们失败，鼓励他们不断的尝试；另外不要他一取得些成果就提拔他去做行政工作，分散他的精力；应该为技术型人才开辟出有利于他做专业研究的晋升通道。”
科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默默无闻的度过的，正是因为守住了这份寂寞，他们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贫瘠”的科学的土壤上，高潮只是一片绿叶，像所有心怀梦想不断实践的科学家一样，他们坚信黄河长江可以养育中华儿，女同样也可以灌溉出丰硕的科学成果。只要坚持这份信心和信仰，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到“产业化”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高潮
1960年8月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
1960年9月至1985年9月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先后曾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兼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获得核武器重大突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5年9月至1996年9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曾任党组书记、常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等职。
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