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减排”、“低碳”正随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开幕而成为连日来国际舆论最热的词汇。
虽说有关气候变暖的各种成因，地球和人类对气候变暖的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大等议题在科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虽说哥本哈根会议未开之前，各国就为减排目标的承诺相会扯皮，纷争不断，悲观论者甚至断定“会议将无果而终，不欢而散”，但有一点肯定的是，包括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这地球三极在内的许多地方的冰川正在悄悄融化，阻击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越来越多理性人民的共识，人类正面临着一次空前的面对大自然的“战争”，以及生存和发展的挑战。
显然，气候问题已不单纯是改善地球环境的问题和争夺气候话语权的问题，各国的博弈更不是穷国富国的认识差异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排放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之争，而是对未来发展权的争夺。
有两组数据目前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制定自己减排政策的依据。一是发达国家经常引用的各国近年来“每年的碳排放总量”，在这组数据中，中国被指为“世界第一”（大约每年为65亿吨），美国位居第二（60亿吨）。
二是发展中国家引用的“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在这个榜单上，美国高居首席，日本人均12吨，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2吨，都远超中国（人均5吨）和印度（2吨）。而且依照有关方面的估计，当前大气当中累计的温室气体有80％源自发达国家，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只占余下的20％。也就是说，温室效应不只是由今天的排放造成，更有历史的累积因素，其更多责任还应由发达国家承担。
发达国家因为已完成了工业化，跨过了高排放的门槛，发展中国家因为仍需要发展，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能源利用现状和现有经济结构。这不仅是技术与资金的问题，同样也是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分工问题和劳动者就业门槛问题。发达国家在享受“价廉物美”产品之后，再去指责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消耗和高排放，告诉他们你应该怎样怎样而又不愿伸手去帮他们一把，其不引起反感和不满才怪。
事实上，地球人都知道，三高经济（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水耗）曾是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跑道”，也给他们带来过惨痛教训。发达国家现在力图告诉发展中国家应绕过这个坎，避免重蹈覆辙。但问题的结症在于：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瓶颈直奔幸福的现代化彼岸呢？发展中国家在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条件下，如何解决既要保证人民有饭吃、可就业、尽速富裕起来，又要加大投入解决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技术问题？
中国当前面临的难题也正在这里。作为后进国家，中国本可以借鉴先进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避免发展给环境带来沉重负担，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但人口众多、技术落后、资金短缺、难以获得西方世界的真诚合作等等成堆难题还是把中国逼上了“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老路，虽不是完全复制西方工业大国的发展模式，但中国经济在此前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还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
今天的中国站在这样一个路口：要么继续忍痛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腾飞向前，要么继续在低水平上消耗资源，自毁家园。显然，后者没有出路。中国其实只有一条路，调整经济结构，去“重工化”，减排降碳。因而北京当局始终支持联合国有关气候问题的倡议，签署《京都议定书》并在在两周前公布了中国的减排计划。可以说，即便是没有气候问题，中国也需要改变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气候问题只是加速了中国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减排只是一种手段，决不是目标，中国的减排还得与中国民生的承担度相匹配，不应以停滞发展为条件。中国降碳，更是在为未来的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