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学生问我，您对习李政权的执政想法如何理解？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如何看待？我的答复是：本届政权的想法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国人，我可以把它用两句话进行概括，那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专政意志，建立一个管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警察国家；用深化改革的制度立法，来保证权贵资本经济运营的市场自由化。也可以换一句话说：用崇毛左派思维方式的政治手段来确保反毛右派经济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学界把这戏谑为“打左灯，朝右转”，“脑袋与身体分家”，即脑袋想的跟身体做的不是一回事。但身体做的事并不算太糟糕。所以老百姓往往都愿这种发展经济的政策行为能乐观其成。为什么会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呢？答案是：这是党文化服膺者思维方式的自相矛盾及其必然结果。因为党文化是集团营私的利益文化，不是人性普世文明的道统天理，所以党原则讲的民主集中制是没有民主影子的，它叫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党组织原则就是必须要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见民主集中制是绝对不允许个人有民主自由的。这就是党文化服膺者思维方式越不过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高喊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呢？旧制度；开放什么呢？只能是言论管制，思想自由，也叫解放思想。可另一方面又高喊牢牢站稳與论阵地，敢于亮剑，控制人的思想言论，不准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也不准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完全是自打嘴巴，十分尴尬。想越过这种尴尬，那就是执政者必须撇开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从新换道统文明的思维方式才能办到。关于什么是道统文明的思维方式我们放在后文再说。所以说，以上两句话的概括就是习李政权现在执政的基本心态。你不管他说了多少话，行了多少文，立了多少法，这就是他们的总体政治思维。他们相信，http://china.aihuau.com/用这种办法可以把国家治好，能确保政权的稳定，能富国强军。这样才能使江山永固，让他们的老子们打下的血红色天下不变颜色，其红色子孙可以世世代代的富贵永袭。因此他们宣称这就叫：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一旦改旗易帜，等于其父辈原有的造反功劳白费。尽管今天他们要做的事正好是他们父辈要造反的事。但是，还是要把这叫做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不能因此搞乱了人的思想习惯。更何况还有组织原则的好处在其中。这一共识无论是从太子党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来看，还是从习近平先生的崇毛言论来看，尽管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这一共同心态却是高度的一致。这种心态虽然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但管束人心不准你自由言论，你不能说它不是办法。且这可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也已经为数十年的专制实践所证实。因为“民以食为天”，只要不饿死，没人愿翻天。然而，由于权力不公是霸权，称秤不公是霸道，霸权霸道出腐败，这是自然天理，所以，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因此霸权霸道而产生。可是，敛财本身就是结党营私追求的利益目的，因此贫富悬殊乃是理所当然。有谁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入党的呢？又有谁入党是只想跟老百姓一样过普通日子呢？至于老百姓的怨气，那不是关键的问题，所以，把经济搞上去，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文件背后的真实想法。但是，问题是今天的人太精了。人们再也不会认真相信自相矛盾的诡辩说教，还不如丑话实说。如果你的一切與论教育不按道理“出牌”，继续不讲祖宗文化的道统，使政权在道德和道义上永远荒漠和非法下去，那么，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相反吃亏不讨好，政权是两边得罪人。当然，你可以用经济的成果来搪塞，使他们的日子都好过，让他们各自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从你驴头不对马嘴的治国理论，服从你的专制权力平衡术，但你永远不能让这两派心悦臣服，各自心安理得，心理舒畅。因为你使用的是专制权力的制衡术，不是道统文明的人权天赋，人性自由，中庸之道，目的是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是政权要永做渔翁罢了。这就是结党只为营私的利益文化之所以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统治办法。而今天的社会问题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卓有成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让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国家温饱无虞，城市乡村高楼林立，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虽然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邓小平很伟大，但是，社会贫富的高度分化也因此产生。首先是城乡待遇极不平等；接着是钱权交易猖獗，权力与资本勾结；进而所有人的良知被扭曲，人民的医院盼望人民多生病，人民的法院则寄希望于人民的官司红红火火，千年“必使无讼”的法理道统被遗忘的干干净净；于是，一切朝“钱”看，更普遍的事是政权的官秩与文化的知识在暗室里心照不宣的凭钱出售；职工与职工分集体国有，体制内外，各类分配差距巨大；士兵与军官待遇悬殊，新兵入伍的贿赂是市场标价，老兵退役后是创业凄梦；教育资源，社保医保在各类人群之间更是天壤之别。且改革的红利绝大部分都落入到权贵资本精英的口袋，使社会反腐仇富怨声载道，让党国的政权运行并不安稳。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光靠與论控制，以“唱红”的“理论自信”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就真的可以关得住的，因此，政权总是要用高压来维持秩序，这非常危险。因为这不符合人性，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但问题还不光这些，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资源的出让来招商引资而起步的，所以，对土地资源的消耗，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因此，经济改革的红利享受，其实是我们透支了数十代后世子孙的生活资源。而土地上的煤炭、矿石、石油、天然气等都是不可再生的养生资源。这就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政权又应该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呢？这是当家必须认真考虑的。而且，更糟的事是：今天的有钱人，即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精英们，他们把老百姓用血汗挖掘资源和制造产品赚到的钱拿到手上后，总是想方设法转移到欧美自由国家方才觉得保险和放心，所以习李政权遇到的更大难题是，应该如何让他们收敛这种行为，把钱自愿的放心的再盘回来，以便全部用在国民经济的滚动发展上，实现富国强军的“中国梦”，而不是去帮助富有的国家更富有。这更是当家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毛左领袖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显然是给政权添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让有钱人惶惶不可终日，资本纷纷外移。而习李作为政权的当家人，他们是绝不会如此愚蠢去做的。因此，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用市场自由化的立法来打消有钱人的顾虑，让他们把钱放心地用在国内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这样，就可从而确保老百姓的就业不是问题，同时又可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把蛋糕做大，以再次分配的政策手段缩短差距，缓解社会的压力，以求社会的稳定。因为，有钱的人钱再多，不管它以前是如何搞到手的，实际上都是国人的血汗钱，只要你不把它拿到国外去挥霍，去好适人家发展经济，而是仍把它留在国内挥霍，国内流通，有钱者生不能带来，死又不能带去，聚敛者一个人一个家庭又能挥霍掉多少呢？则钱始终还是国家的钱，放在自家的银行中，股市上，照常可以正常用在国民经济的周转上，用在自由市场的企业发展上。而此次深化改革所讲的“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事实上就是出于这一想法来做的事情。由此可见，所有上述的社会现实及其背景，就是现届政权的当家人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必须要考虑周全的经济问题。所以，他们要改变这个局面最后想到的办法，用官方的语言作文件表述就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使国家经济的发展规定：让有钱人的资本运作自由化，使其直接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让有钱人尽管放心的把钱用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至于其中另外五种手段，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无不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要做的事。这才是本届政权执政理念的根本想法。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党内右派人士诉求的用立法来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壁垒，包括资源的独揽与黑金的审批，促使它们公平进入正常的市场竞争中，以化解竞争不平等的国人气愤情绪对政权的压力。所以，右派的经济学者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把蛋糕做大，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的不满情绪。因此说，国人喜的也是这一点，愿意乐观其成的就是党内右派人士的这一想法能够通过《决定》落实兑现。但是，令人忧虑的是文化问题，即精神生活的政治问题。治国是用道理凝聚力量，管束人心的。因此称之谓道德，称之谓道统。也是生产力赖以正常发展的根本，中华文明把这叫“德本财末”。“有德此有人（有德才有人心凝聚），有人此有土（有人心凝聚才有土地的耕种），有土此有财（有土地耕种就有果实的财富产出），有财此有用（有了财富的产出才有经济的生活之用），德者本也（有心是劳动之本），财者末也（而财富只是心力的劳动结果）。德是人心，是意识形态，是文化，是根基，是根本。今天，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这说成是上层建筑，这是唯物主义的邪教，本身就是对正教的人心之德，即中华文明的道统颠覆。而人性最忌讳的则是武力和强权。可习李政权政治理念的崇毛宣誓就是武力和强权。武力和强权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严格管束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人民只能同党的声音保持一致。党的声音其实就是党魁的意志。毛泽东一辈子杀人放火，用他的意志搞死了将近上亿的人，这是没人可以毁灭的事实，你不管他口说的都是什么“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把谎言说到底的目的就是为做专制独裁这件事。专制独裁是西洋文化概念，表达并不准确，因为人守正道正义也需要自我专制独裁，而中华文明把这种做法叫“独夫民贼”最恰当。此次深化改革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就是警察国家的代名词。也是专制方法的决策机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国人忧虑的事。虽然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背景是消解原政法委掌控警察部队而形成第二中央分庭抗礼的政乱局面，对令出一门可能是一件好事。也有可能是为对付既得利益当权的当事人，怕他们会阳奉阴违对深化改革进行阻挠而背书。但是，警察国家是凭拳头讲狠，用武力震慑人心，与国家只能是人文的讲道理的国家传统和现代潮流的世界民主国家，均都是格格不入的。其目的主要还是对人民进行思想约束，言论监控，异声惩罚。而我万古中华文明的国家管理，在没被秦后专制扭曲的道统天理则是恰好相反，绝不干预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今天可以完全还原这一道统。因为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天然原因，就是人性的天良与道德，起源于人对生命的崇拜与热爱：人爱自己的生命，生命爱护小家，小家亲爱家长，家长爱护全家，全家亲爱远亲，远亲形成大家，大家构成国家。爱身必能爱家，爱家必能爱国，爱国必能忠君。君就是国王，就是今天说的总统。因为君是有德之人居庙堂尸位，人们抬他出来，是要用他来象征天地生生之道和祖先灵魂的，代表大国家长的。所以人们对君有敬心，完全是出于本心，是因为尸位如此，而不是其他。下文再作解释。这就是自然人性由小到大的伦常本身，天理本身。反过来亦然：国家爱护大家，大家爱护小家，小家爱护个人，个人爱护生命。生命就是自身。因此，治理国家要从修身开始，也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道统人性的天理是每个人从自觉认知生命开始的，因此知道感恩。于是就会敬天法祖，于是敬心生焉。因为生命是父母祖先给的，也是天生地养的。所以，由敬心人们知道是先有天地然后有生命，有生命然后有祖先，有祖先然后有自己，有自己然后有家庭，有家庭然后有社会，有社会然后有国家，有国家然后有天下。而一切正常人的思想和言论，都是从这一敬心中产生出天良的。超出天良的思想和言论，只要是人，就会自觉否定，根本无需政权监控，否则，他没法在社会上立足，连老婆和孩子都不会认他。比如说，有人想说把父母杀掉的话，试想，他的老婆孩子还会认他吗？这就是人的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放任──其社会人性的道统天理。人只服从道理，道统就是道管人心，而不是人管人心。而人管人心只能是政权因结党营私，有不可告人的利益目的。因此，一些人只为自己的利益去管制他人的天良人性，思想言论自由是一件最邪恶的事，最缺德的事，最无道的事。那么，社会和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本不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胡说八道。中国有句成语叫“尸位素餐”，这就是社会产生的原因。什么叫社会呢？社是敬天法祖的祭坛，亦称庙堂尸位；会是结盟与聚会的意思，指人们从四面八方到社坛聚会来敬天祭祖。这就是社会二字的由来，也是社会产生的原因。然后，因社会的祭祀需要，人们推举一位有德之人进行沐浴与斋戒，民俗传承至今这种斋戒是七七四十九日，我们的父母死后，老人要我们在其灵前贡奉四十九日斋饭，就是从这一文化源头的记忆中演变来的，因为四十九是《易》理“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然后减去卦爻六画后才可以排卦的自然天数，所以人死也叫归天（注：要搞懂传统文化这个相关的天数天理，请阅读敝人所著《民间绝学智库，易经答疑百问》，可网上搜读。）然后被斋戒之人就称之谓尸，以像征天地和祖宗的灵魂，把他安坐在祭坛最高的位置，也叫“居庙堂之高”，再然后是所有到坛的人们把尸当成天地和祖先，听从史巫的“尸祝”安排（备注：史巫是一个职业，是专在社会中帮人讲解天理伦常的，对敬天法祖施教礼仪规范的，也是极懂天数与易理的人，除会卜筮占卦，记录社会祭祀的铭文外，还能帮人治病。后来的医生和史官就是从这个职业分别产生出来的。今天说的巫医马脚更是这一古老职业的民俗印记。）以礼乐规范，依长幼排序，载歌载舞，对尸虔诚的朝拜，供奉各地丰收的果蔬食物，让他品尝。这就叫尸位素餐。这就是社会的由来。然后，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展示的是人性，是天良，是情感。而人与人之间也是因情感而产生出礼貌与礼仪的。礼貌与礼仪的言行规范就是文化与文明。但这种文化与文明，绝不是由物质，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生产制度，经济基础来决定出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更不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当然也不是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产物。而是正好相反，它是道德的，生命的，精神的，心性活动的情感本来。是一切财富由此创生的根本原因。而本来的东西是根，是基础，可党文化坚持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它说成上层建筑本身就是本末倒置，思想混乱，胡说八道。其实，习李政权今天想做所谓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苦思冥索不得要领，就是没有高人以绝学帮他点破悟性，讲清中华文明的社会原理。因为社会建设根本就没法顶层设计，而是靠文化归根。所以说社会中的礼貌与礼仪是由长幼有序的天伦所规范，是通过人的思想即心理支配人的言行来表达的，这叫心到礼成，心想事成。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一人性天理总结叫“唯心主义”。这样的礼仪规范，言行举止，就是社会本身的天理王法。由此可见，所谓的天理王法，原来是社会用它来顺应人心，限制邪恶，规范礼官言行，亲爱社会大众的。换一句话说，天理王法是社会大众用它来管束官僚言行和人性邪恶的，绝不是今天所谓法治社会搞出的法理，完全是立法者自利的办法，它与天理王法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立法的官僚权力用来管制人民大众的，不是人民大众用它来管束官僚的天理王法之法。而今天所谓的组织方法，政治制度，那是结党营私的办法，天理王法将其视之为邪恶，所以叫“君子群，而不党”。但“君子群”的结成关系却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及其伦常制度。也叫礼乐文化。礼是言行规矩，乐是伦常制度。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礼的规矩，乐的伦常。人的自然礼乐之心无论古今，总是与生俱来的，今天的小孩只要懂事都知道喜堂不得奏哀乐，孝堂不得奏喜乐。过生日要唱“祝你生日快乐”歌。这就是礼乐文化及其天理伦常对人心的支配。礼是用来表达庄严情感的，乐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快乐与忧伤的。所以，古人造字，乐同乐是一个字。而义的本义即同宜，因此，做人要坚守的一个义字，就是人在事事处处都要言行适宜的意思。义要适宜什么呢？适宜于天道，适宜于人性的天良，故称道义。廉耻二字则是人格的自尊，家教的自尊，国体的自尊（今天的国体被人怒骂，钱再多有什么用，当然也是很无廉耻的。）有了礼义廉耻之心，再由社会以情感依此“四维”结盟形成凝聚力，构成国家，以选出来的尸，即居庙堂高位的有德之人，作人与人之间物物交换的掌权之人。权是秤砣。掌权就是掌秤。因此，称秤不公就叫霸权。为什么说霸权是腐败的根因，就是这个理。而情感的结盟承诺，则是以礼乐来体现的，这就是天理，就是王法。形成文字就是法典。这就是万古中华文明的社会，国家，权力的全部由来，天理本身。所以，从这一文明的本来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人天生就是平等的，生命从生到死，它是只愿遵循天理的。天理就是道统。因此，治国是用道理来治国的。不是用拳头和武力讲狠。更不是要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做人只会服从道理，只需遵守道义即可。如此，社会必然稳定。所以，上下之间，尊卑之别，皆是以天理伦常为依据的，道义区分为纽带的。父母宜慈，子女宜孝，夫妻宜爱，朋友宜信，主仆宜忠，这就是义。也就是天道之义，其他类推。当官也好，为民也罢，道统天理的天赋人权人格，完全是平等的。不符道义之事，人人都可拒绝。人对人的服从，也只能以道义为据。管它什么组织，没有道义，王法首先就有规定可以一概不听。这就是人性可以规范的道统天理。即今天说的为官为民的共同组织原则。《庄子.逍遥游》中记载了尧让天下于许由的一段对白，尧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这意思是说，尧王打算把天下让给许由，他说：“日月升起的时候，炬火还在燃烧不熄；它跟其光亮相比，不是很难吗？季雨降落的时候，人还不停地浇水灌地；如此人工地灌溉，难道不是徒劳吗？而您许先生如居国君之位，天下必然大治，可我哪能和您的智慧相比，尚忝居庙堂尸位；我自视德力不够，请您允许我把天下交给您。”许由则回答说：“您治理天下，天下已然获得大治，而您还要我跟您换位代替您，我将为了名声吗？而‘名’是‘实’的附属物，那您不是让我去追求这个次要的东西吗？（这没有我当您的百姓逍遥快活呀！）鹪鹩在森林中筑巢，占用不过一棵树枝；鼹鼠到大河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请您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天下并不是为我一人所有，我用不了那么多（请您也别把天下当成自己一人的，这太累了！）在社会的祭坛上，做饭的厨师即使不肯下厨，而祭祀的史巫主持人，他也是不会越俎代庖的（因为人处各个位置的道义不同嘛！）”这是一段国王同平民百姓的对话传说，把当时的社会图象描述的非常到位，说明我万古中华文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本来就只有职业的不同和道义的区别，国王也不例外，不过是个谋生的职业罢了，只是这个岗位只需招工一个人，当然人人都可应聘。这就靠道德竞争了。道德竞争与物欲竞争正好相反的。道德竞争的是中庸和谐的生生之道；物欲竞争的是斗争哲学的毁生之道。两者竞争的思想方法完全相反，一正一邪。所以，那时的人在大小之间，上下之间，平辈之间的言行举止都是由道义来支配、来制约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会相互尊重，彬彬有礼，没有道理的话人人有权不听，违反道德和道义的事，人人有权不做。只有如此凝心聚力，社会才能永世和平，大同和谐，政权稳定。于是，才有四夷归心的中国文化，然后逐步凝聚成庞大的中华民族。所以，那时国家对邪恶的惩罚，主要是将罪犯放逐到四边蛮夷部族。非常仁义。这有点像今天自由世界的美国文明不欢迎恐怖分子成其为国民是一样。而今天的习李政权也想大同和谐，政权稳定，可他要做的文化根本，却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满脑子物欲竞争的情怀。而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况且，即便你有物欲竞争的情怀，但他要知道你想构建和谐社会，搞修正主义的话，他会把你剐了。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党文化的邪教本质。可见，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是人心邪恶造成的。人心的问题出在文化上。文化决定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而我们本身就有举世最好最文明的道统文化，只要用它凝心聚力，国家政权就可以政通人和，固若金汤，为什么总是想不到用放弃党私文化邪教的办法来改邪归正呢？所以，习李政权如果要做开明的领袖，真正要做的改革开放不是从经济之果上去想办法，而是要从道德文化之根上去找问题。因此，政治思想的改革开放才更重要，更迫切。因为政治就是文化。而文化的改邪归正，首先是要放开对国人思想言论自由的管制。接着是撤销党国政权的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以及一切国立学校。这样做就可把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还给人民自己，从而化解所有的教育矛盾。具体的做法则非常简单，就是把国家掌握的全部教育经费，包括宣传部和文化部的巨额经费，全部还给每个国人的孩子，把它按总额分算出来，记入到每个孩子从0岁到25岁的身份证中，每个孩子从出生上户开始，就带上了这笔教育经费，但只能按成长分入学的年龄──以立法的规定去专款专用，让孩子自己找私立学校去读书。私立学校再凭每一学期所收生员的名额，依法到国家财政部门去领款。这样，每年国家非常庞大的宣传经费，文化经费，教育经费就可以一分钱都不会再落入到贪官污吏的腰包，同时切除了官僚痈肿的癌细胞。而是人民的教育经费人民的孩子用，老百姓再也不操孩子无钱读书的心，包括读到博士后，不愿读的国家也不退。这样做，政权就再也没有权力干预教育了。因为用政权管制教育绝对是有党私利益目的的，所以必然无道。因为只有用“修道”的教育来管控政权才是正义，也因为只有民心自教才是天理，这样才能彻底还教于民。且还教于民必然减轻政权的众多社会压力，因为一切天理道义都在民心中。你把天理道义还给了人心自己去掌握，人心又拿什么去反对你呢？包括不公的学生贫富差异，城乡差异，各种贵族学校等等，统统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只有将修道的文化教育投放在国人的市场竞争中，才能让国人的孩子国人教，无道的教书先生会没饭吃。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天理就在人性中。因为家家都会让孩子去学好，不会让孩子去学坏。而人性的文化道统天理是，做贼的坏人自己身是江洋大盗，他也会让孩子去学孔孟之道。你想不教孔孟之道，而是教他孩子斗争哲学，杀人放火，为了他的孩子，恐怕他会杀了你，“要你教这些坏东西，还不如老子自教！”因为他本身是强盗。所以“礼失求诸野”说的就是有道的文化教育，其实是在民间，是在人性的天良中。因为坏人也是人，他会让子女去学好。更何况正常人。这就是人性的天良本身，亦即道统天理本身。如果习李政权能够想通这些最简单，同时也是最高明，最至高无上的道理，那么，欧美国家的教育，包括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想超中国文化，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毕竟是后起文明的夷狄之邦，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中并没有我们的道统基因。然后，中华文明的道统教育一旦修复，则习李政权治大国就真真实实如烹小鲜一样轻松了。由此可见，用道理治国就是以道德治国，道统治国。如此治国，乃是人心自治。不是政权控制民心，乃是民心控制政权。只有这样，国家的官僚团队，才能真真实实地知道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因为天理本来如此。因为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在人的灵魂中重镶孝廉之心的意识形态。所以当官的学问很自然就会又从修身学起，然后才能养性成德，爱护苍生，推已及人，兼济天下。这就是中华文明国家是人文国家的传统治国理念，家国道统。故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万古中华文明把这种道统治国的理论总结成四个字，叫做“奉天承运”。什么是奉天？天是大自然，是给我们以生命的原因。所以，奉天就是敬天。而敬天要做的事就是热爱大自然，绝不竭泽而鱼，绝不毁林开荒，必须保持大自然的生生状态，今天叫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什么叫承运？运是大自然的阴阳五行气数运转，也是生命活动的自然流程，寒暑交替，春夏秋冬这就是自然的运气；寒来穿衣，暑来乘凉，人正常顺应自然气数的运转就叫承运。而政权要做的事就像国人花钱请出的导游一样，它的道义是服务和讲解这样的天理王法，去引领人民做好这些事，这就是政权的奉天承运。所以，历代皇帝治理国家必须把这个道统人性放在首位，牢记心中，才能当好一国家长。皇帝的每道诏书就以“奉天承运”而开头，不按这个承诺办事就是“独夫民贼”，天下可以共诛之。而把“奉天承运”四字用邪教的邪说解读，说这四字的意思是指皇帝是天生的，乃是历代伪儒的奸佞曲解。而秦后的伪封建皇帝也乐此不疲，任凭奸佞胡说。其实远古经文中的天就是今天说的自然，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没有丁点迷信。古人以《易经》治国，《易经》卦爻画中的乾天，及其经文全部讲的都是做人的自然道理，生命的正常流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孔子告诉我们，这叫“原始反终”。后来的命理学以《易》学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原理，进一步将生命流程细化为“胎，养，长生，沐浴，冠带，临官，蒂旺，衰，病，死，墓，绝”共十二个生命体征的座标，从而可以演算各种生命活动的迹象。在这种自然认知的天命观念中，哪有说皇帝就是天生天定的胡扯。
讲清了中华文明社会学的道统原理，回头我们再说这次经济改革的《决定》是非常开放的好想法，而政治理论又是非常坏的保守倒退，在这两种想法推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令人堪忧的后果。不言而喻，首先这要被崇毛的左派们从内心深处咒骂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经济改革是彻头彻尾地复辟资本主义，是给贪腐的高官聚敛到手的财富找资金的合法出路。因为，如果不是贪腐的高官及其家属，那又有谁能有钱去想开私人银行呢？毛左们如此想的和说的都是事实。可社会的现实就是如此，当家的习李政权如果不这样鼓励去做的话，那么，他们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他们能叫人把钱自愿拿出来退还给国人不成吗？再说反毛的右派们看完《决定》应该高兴才是，可他们也并无欢呼之心，而只是用鼻息哼哼：用强化四个坚持的专制手段，以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即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来推行经济改革的市场深化，驴头不对马嘴，你骗谁呀？今天的土地仍是国有，生产资源仍由官僚掌控，而且党政更加不分，更加强调总揽全局，朕即国家，国家即朕，这算哪门子改革开放？只是把对资源接受审批的对象放宽松而已，把以前民间不能涉足的领域放开到今后可以涉足而已，可不给权力以好处的人，还是难拿到。且市场是消费需求的自由决定，不是政权该管控的事情，更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胡说，也没有谁是老大，是必须照顾的主体。这就是政权当局者“打左灯，朝右转”两边得罪人的愚蠢结果。我跟我的学生之间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假设对答。我说，看了《决议》之后，假如你是江的儿子，李的千金，朱的公子，你现在打算把已经转到殴美账户上的巨额资金怎么用？愿把它全转回来开私人银行吗？那可是有钱可赚的呀！学生回答说：假如我是他（她）们，我肯定没有这憨，我会利用这个政策机会看准行情下手，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开银行，我会利用我“太子”身份的社会资源，拿出少量的小钱放回国内市场，让习李当家的高兴高兴，然后赚了大钱就转走，这样良性循环，我会越赚越多，也会越转越多。我不可能把大钱放在国内多到让薄熙来想打主意的地步。因为我太知道“四个坚持”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又问学生：看了这个《决定》假如你是各级党政一把手，你会怎么想？学生回答说：我会积极支持这分文件，以前我还有点担心老婆和孩子们瞎胡搞，黑了那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不跟对接班人，找好靠山，随时都怕翻船。现在好了，有了《决定》的规定，我可按照《决定》的条款选择，让家人拿钱去参加市场竞争作贡献，把钱漂白名利双收没有后顾之忧。虽然今后的权力要被国家安全委员会严密监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当然是赚了。只是今后对付习李要求的廉政想法，我稍微谨言慎行就是了，这并不影响我权力资源掌控的各种附价值。怕只怕民众敢以自由的言论监督我，可是《决定》没给这个自由权力予民众，好在网络传谣都可以让他们去做牢，我的威权会更大些。听了学生的假设回答，我无言以对。因为他答的在情在理。假如习李知道会是这样一种结果，不知他们高不高兴的起来。而我为子孙后代计，所担忧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孔孟之道告诉我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是什么？是土地。土地是什么？是养生的资源。那么，也就是说：土地者天下人之土地；资源者天下人之资源。而天下人的养生资源如今都到哪里去了？显然是被“民贼”毛泽东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抢走，然后，一直由党国政权所托管，包括农村的集体土地。如今习李政权想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改革，这就是茅于轼先生“分散决策所形成的市场方向永远是正确的”经济学思想在现政权《决定》中的表达。习李二位是不是茅先生的门徒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是茅先生这一经济思想的践行者。我并不担心这个指导思想对发展经济的作用非常巨大，而我担心的是：“分散决策”的“资源配置”会从哪里来？这就是我说的“暴利问题”。试想，如今天下人的养生“资源”全部掌握在政权手中，而并不在每个国人自己的手头，市场配置资源的好处只能是政府把手握的“资源”谁出的价高转让给谁。那么，久而久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就变成了天下者天下有钱人的托拉斯之天下，人民者就变成了托拉斯庄园之农奴。这是我在写《读茅于轼先生〈如何识别社会的好坏？〉一文，看茅先生的良苦劝世之心》中，曾经提出过茅先生尚没想清而我所担心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资本不受道德约束，也能毁灭人类”。可如今，我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在习李政权的改革《决定》中，同样没作相应的思考。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是个定时性的炸弹。而我并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之所以喜欢右派，是因为我也是老百姓一个，老百姓都只知道右派的心比左派好，因为他们都有好生之德，没有杀人放火之心。而我所要做的事是当好中华文明的孝子贤孙，做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传承人，而绝不对她进行胡说八道的歪曲，尽力把历史对她的歪曲点破。因为这才我们的文化之根。我相信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一定是普天下无权的人民，因为无权的人民就是我，所以我就是人民。习李不是说要相信人民吗？那就请你们相信我说的道理吧！盼望习李身边的智囊专家，能把敝文转给你们的老板瞧瞧，说不定对他们有所启发。倘能如此，则君之幸！国之幸！中华民族之幸！你们的老板之幸！因此说，敝人对《决定》的感觉，真是喜忧参半，但愿乐观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