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伟司长和茅于轼老师的演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的目标已定，走向低碳经济。我想这是没有太多的错误的，但是这个目标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低碳经济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应该说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目标很多，这些目标的性质不太一样，有的更为优先，有的稍微不够优先，有的稍微靠后，还有的目标比较硬，有的比较软，关键在于刚才茅老师讲的，这个目标既不是最优先的，也不是最硬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微妙的问题，从碳排放到经济损失之间的连环，每个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清楚的结论，从碳排放到气候变暖这是一个物理过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气候变化到经济损失没有特别明确的结论，因为地球是一个复杂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茅于轼先生讲有的地方受益，有的受损，总体来讲，哪个更好。另外地球本身不是恒温室，可以这么讲，温度变化非常剧烈。
大概是6千万年以前，恐龙灭绝的时候，当时的海水平均上升了五度，空气温度大幅上升，恐龙灭绝。人类历史也是如此，考古证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有一条变动的线，这个线代表了温度变化，北京地区在五千年之前比现在暖得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非常赞成一种说法，承认现状，我们适应了现状，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可能更好，但是它是不确定的，概率可能很低，我们为什么要走向低碳经济，因为对于现状，我们是适应的，我们不知道别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适应这个词的含义，一个是个体适应，你热，可以少穿衣服，开空调；还有一种叫种群适应，这个是以死亡为代价。所以我们强调，这个目标已定，但是目标不是那么硬，也不是优先，我想把这个微妙的问题放在这儿。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是我今天讲的主题，用市场化来节能减排。 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应该说和另外一个目标是某种互相的冲突，就是经济增长，刚才讲到，因为低碳经济的目标不是最优先，也不是最硬，和经济增长相比，它可能是要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目标，这是从道理来讲；从现实性来讲，也是如此。为什么？经济增长是什么概念？是一国的经济增长，那么一国的老百姓都获得实惠，这是我们都能得到的，但是减排的结果是什么？是阻止全球变暖的趋势，这个是全球的问题，我们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全球的公共物品，大家都会享受，但是一旦大家要付出成本，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大家有自私的心理，这样看来，经济增长也是硬的，减排是软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地球变暖是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代人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远期的目标，但是经济增长是当下的目标，我的经济增长10%，我有10%的收入，这是当下经济。经济增长和减排这两个目标，经济增长更硬，减排稍微靠后，稍微软一点。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背景下减排？这个可能更清楚一点。我们不能想象靠降低经济增长来实行减排，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提高能源的效率。 第一点，怎样减排的问题。有些人想，我们提出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不是要加大政府的干预？因为我们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增加额外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要考虑侧重提高能源效率的话，我们要明白，好几个手段之中，可能市场是最有效、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考虑有三个手段，是政府，道德、市场，政府要用强制性的手段实现这个减排目标，它会有很多一些负面的结果，第一、你的强制性的手段不见得会带来有效的减排结果，因为政府没有市场的判断，它是靠政府官员的判断，这个判断难免会做。强制性手段可能效率并不高，可能会出现新的事情，减排没有减下去，我们的政府更腐败了，这个有可能的。第二、靠道德。大家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孔子说从来没有把道德优先于利益的人，其实我们可能考虑更现实的和有操作性的市场，市场不仅有效率，而且有操作性，就是人们有动力，既然有效率，既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如果人们能一边减排一边获得利益的话，大家一定会减排，这种减排可能更有操作性，我们讲的市场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制度本身，依靠市场制度减排。还有一点要讲，补救市场失灵这样的含义，补救市场失灵从广义讲符合效率的原则，因为由市场领域的推荐，补救以后会变得更有效率。由于补救市场失灵，其实使市场更能发挥作用，从广义讲，我们说市场化也好，补救市场失灵也好，这两者构成了广义的市场化，我想强调我们市场化的含义。 第二点，我简单介绍一个指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这个指标等于二氧化碳排放量除以GDP，其实就是我们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如万元GDP排放多少吨，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概率实际上是一个效率概念，这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越低，效率越高，就是实现万元GDP的时候，排放最低可能是能耗也最好，二氧化碳排放是有效率的。这个指标稍微变一下，我们反过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什么呢？等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乘以GDP。 我们看看第三个公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化率，也是和这两个有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数有关，最后减1，这是它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大致的指标，这个指标我们在后面会经常的用到。 然后我们找一些历史的数据，刚才茅于轼老师讲了逻辑市场的规则，怎么能够提高减排效率，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市场历史数据的梳理来看一下市场化是不是能更有效率的减排。 这张图是我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是从1953—2005年的数据，这是总量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相对比较平，到了后来，逐渐往上走，近这些年，往上升了一些，看不出效率怎样，这个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这两条线一条是1958年，一个是1978年，两条线之间，是计划经济时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基本是一个大致平的东西，没有往下降，之前比它低，之后也在降低，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时期，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排放的效率是低的，在市场经济时期会降低，这是它的特点。 这张图稍微放大了一点，也就是1958—1978年碳排放的强度，假定1958年为1，78就是1.2，这个20年，碳排放的强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甚至高一些，反过来说明，计划经济，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的时期，碳排放强度是高的，而且它没有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市场化和能耗对碳排放的影响，这张图蓝色是GDP的增长，下面两条线基本上是重合的，GDP从1978—2005年，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很明显，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也在往上走，碳排放比以前多了，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含义是这样的，我们倒过来看碳排放强度，1978年为100，这里面还有一个能耗强度，两个线非常的重合，其实如果能源消费结构基本不变，或者变化很小的话，能源消费量的变动率跟碳排放的变动率是一致的，这两者可以一块说。1978年是100的话，2005大概是25左右，降了很多，平均每年降4.5，非常清楚地看到，碳排放在下降。 换算成每年的增长率的话，还不是很平滑，有时候特别低，这是1995年减了20%多，有时候超过了正增长。这里头还包含了其他的因素。这张图相对而言比较纯粹，把其他的因素剔除了，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纯的一张指数，碳排放，完全是由于效率提高，造成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其他的因素是一个产业结构因素，这个主要是轻重工业比重的因素。从1978—2006年，1978年以后我们有一个轻型化过程，后来也有变化，趋势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张图红色柱子、紫色的柱子重化工业的单位能耗，其他的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他们都比重化工业的能耗低得多，是它的几分之一，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个重化工业的过程，单位能耗会上升，我们的碳排放强度也会上升，但是大家注意，重工业化单位能耗也在不断的降低。这张图其实在说，剔除了其他因素的产业结构指数。这个是从1994—2003年，也就是说，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它使碳排放强度往上走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和下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是我们整个的碳排放的走势。 再解释一下原因，为什么市场化会带来碳排放的降低？第一个原因，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价格大大的偏低，这张图蓝色线代表能源价格，比价变化，相对价格变化，相对价格起作用是重要的事实。大家有对价格的反应，我们叫做需求的价格弹性，价格升，需求降。这是个铁的定律。改革开放以后，能源价格上升，之间的比价不好确定，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比如新发现了一个煤矿和油田，OPEC又做出什么样的决议，一系列的事情会导致能源价格发生变化，所以这张图是一个能源结构变动的图。 第三点，市场化导致了市场竞争，会降低能源生产和作为成本的能耗，比如我们开放了煤炭领域，进行能源生产，也带来了成本降低一系列的好处。还有市场化带来了运营化，产权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从这几个方面看，都使得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大大的提高，同时也是我们的碳排放效率提高，也就是表现为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第三点，市场化和碳排放之间的相对更定量化的一种对应。为什么能定量化对应呢？本来市场制度是很难描述的，应该说，这些年有些研究所，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指数，经济自由指数，国内叫市场化指数，有100多个指标，五大方面，一、政府规模；二、法律体系；三、健全货币；四、国际贸易自由度。第五是管制，满分十分，每年都评，2005年中国分是6.3。利用它的数字，我们做了几张图，从1980年—2005年，有一个市场化的描述，1980是4，2005是6.3。还有几张碳排放强度的图，正好倒过来，这两个线基本上大致趋势一样，但是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因为市场化用数量描述是非常困难的。 第四点，我们今天的市场化没有完成，我们政府还有价格管制，很多的价格还是低于天然气的价格、居民用电的价格，还有工业用电的价格，都是偏低的水平。我们实行了电价管制，由于管制，其实也对煤价产生影响，电力生产主要是火电，电煤的价格也被压低，能源生产领域还是垄断。 这张图讲的是我们有66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纵坐标是碳排放强度，横坐标是经济自由度，这样一个大致的回归，回归线基本上向下倾斜，大致反映了一个趋势，市场化应该是它的程度越高，碳排放效率越高，碳排放强度越低。 第五点，刚才说我们的市场化没有完成，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好事，恰好说明，我们有通过市场化来降低单位GDP碳排放的潜力，这个是好处。这个是对比，市场化的对比。刚才讲了是一个总的得分，但是有很多分指标，包括价格管制，我们得分很低，是2.0，OECD国家是6.0。我们走程序搞审批的分比较低，OECD国家是6.4。我们有很多领域不能自由的进入和自由开业，当然相对来讲，这个分比以前高一点。还要对外支付等等，这也是进入的问题。还有国际投资比重相对比较高，总体这些项目得分，比OEC国家低出4分，说明我们在这些领域，跟能源领域密切相关，能源的领域的价格管制、能源领域的许可证，进入到石油领域开一个加油站等等，这都是非常费劲的事情。 还有一点，我们也发现，在中国内部做一些分析，能源大省市场化改革之后，除了山东以后，基本上是这样。全国各省排名，山西是23，黑龙江22，内蒙古21，新疆25，陕西27，都是20名以后，比较靠后。相对来讲，应该说能源大省都是偏后的。 再略讲一个概念，制度变革效应和制度内效应，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碳排放强度在比较显著的下降，其中授予我们这个改革过程，我们从1980年的4.0上升为2005年的6.3，基本上我们开放过程整个的上升了2.3，当然没有完全完成市场化，与其他的国家相比，差1.5的水平。假定我们前些年，1980—2005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市场化的正常速度，我们可以想，中国的这样市场化指数，平均是不是很严格，以每年0.92%的速度增长，完成市场化需要16年，这16年有什么用？介绍这个概念，制度变革效应和制度内效应，制度变革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化改革过程带来的效率高，原来是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带来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额外效率提高的因素，和国家转型有关。 制度内效应指什么？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没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这个效率没有，只有提高能源效率和提高碳排放效应，这个是制度内效应，这些年，这两个项目加一块，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一旦这个过程结束了，只剩下了对内效应，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只与OECD国家的对比，我们以1980年为1，到了2004年，中国的指数下降到0.35，但是，OECD的国家下降到了0.64，它下降的速度比中国慢，因为他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是转型的国家，中国没有完成改革的过程，这对中国是个幸运的事情。 假设从05年，我们不再继续进行市场化，我们停留在现在，我们取消管制价格，让价格自由的浮动，我们的结果是这样的，这里假设一年，我们没有所谓的体制变革效应，只有体制内效应，碳排放比较高，这个结果不可想象，碳排放每年增长5.6%，这个大概有十倍多，要到2005年，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再继续进行推进的改革的话，且不说别的任务，就是碳排放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接受，全世界也不能做那么多，中国做这个事情，是对全世界造成的巨大的破坏。 所以，我也非常同意苏伟司长和茅于轼老师的话，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大国责任，有对全球的关怀，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还是要考虑怎么减排的，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必须完成市场化，碳排放的增长要降低很多。 同时我想强调，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有一个优先顺序，重点抓节能，因为煤炭在各种技术上很高，在各种能源中，达到了0.75，在我国的消费结构中，它的比重高达70%，所以，消费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80%的水平，如果我们抓住节煤这件事情，我们抓住了重点，我们就可以简化我们的政策。 在煤炭的使用中，5%—30%用于火力发电，这个占总量的42%，也是非常高的，其实重点是抓节煤、节电，这个是重点，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把煤炭的价格恢复到位，再加上一些正常的资源税和环境税，煤炭价格大致要上升20%的水平。这张图说明了这个问题，底下是煤炭的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稍微往上粗一点，碳排放更为凸显一点。 下面我讲讲怎样去补救市场失灵，有几个市场，一个是网络化带来的市场失灵，这个意思是说，有很多能源是以网络形式来的使用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汽油，我们汽油其实要依赖于加油站的网络，假如我有一个新能源，我只开一个新的加能源的站，没有用，大家不会使，我必须有一个全国的加油站的网络，如果我的新能源效率比旧的能源高，也是不一定能推广，因为它们也一个网络，由于原有网络会阻碍新能源的发展，这是一个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要支持这种新能源，使它的网络达到一个临界点，它才能真正的克服网络失控，新能源才能被接受。 还有网络性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叫网络外部性，或者网络的物理性质导致的排他性，我记得上海有一个人，自己搞了一个太阳能的装备，不仅自己用，还可以往电网上输电，但是电表是双向的，它只会朝一个方向转，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也妨碍了新能源的发展。 还有能源税和环境税，刚才讲了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一种损害，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它加入到价格中，其中有好几个税，一个是燃油税。大家知道，中国的燃油价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我们比美国低。我们还要征。煤炭也有能源税。 还有排放交易，我们要采用，但是我们的研究不太倾向于这样的做法，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难题，在中国的制度下，不太容易做，一个是确定总量，一个是分配，但是我们可以探索这样的事情。
我们主张的是，不要和市场化方向冲突，我们要使我们的市场化指标不要降低。在征能源税和环境税的同时要减税，就是减同等量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第一可以节能减排，第二可以降低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继续生产消费，可以拿征的税用补贴，用于对新能源的开发、用于网络外部的纠正等等。 最后我想强调，每个人对未来的看法都是未来服务现在，或者叫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是如果从跨越的角度来看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贴现率，但是所谓的商业规则，20年后的资产跟现在不一样，但是按照跨越代的角度，你儿子对资产的评价和你应该是一样，我们叫做社会贴现率，一般地域商业贴现率，我们也可以称为零，所以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强调一个概念，节能和减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高度重叠，因为我们的能源消费结构不变，这两个线基本重叠。 节能是节约可耗电能源，它有特别重要的含义，不可耗电能源一般不在此列，但是节约不可耗电能源，结果就是更多使用不可耗电的能源，这里有一个巧合，可耗电的能源主要是化学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基本上是高碳能源。不可耗电能源，太阳能、风能、潮汐能都是无碳能源，我们节能这个和减排基本上一致，但是一旦提到不可耗电的性质，永远使不完，这种性质可以使我们用零或者贴近零的贴近率的视角去看。从商业的角度看，这样一些能源和能源的使用的技术，它的商业价值比我们现在商业贴现率高，用现在的商业银行的眼光，是不该投资的节能技术，但是如果从社会贴现率的角度看，是可以投资的。本来从商业的角度，投资者不会投资。但是如果政府给一个补贴，那么这种新的能源可能会产生。这个图标明这两条线就是所谓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增长率也是一致的，几乎是重合的。 这张图就是解释刚才我说的意思，这个原点是现在，未来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商业贴现率的眼光看，未来的价值，现在是1，未来的价值往下走，这边有一个新的能源技术，但是需要投资，但是永远不会低于这条线，在银行看来这个不值得投资，但是如果我是零贴现率，设备先进，这条线是平的，未来和现在的价格是一样。大家看到，这个线有交点，甚至低于它，这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可能要靠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政府资助，比如太阳能的补贴。如果我们中国能走这条路，我觉得它又符合效率原则，又符合大的市场原则，同时又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还实现了节能的目标。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哪个国家先发明出来这种产品向全世界推广，也会大获其益。谢谢大家！ 附录：提问与回应，市场化效率中能源价格的变动问题 提问：我想求证两点，刚才谈到市场化提高效率，但是有没有考虑到市场化的过程中，能源价格的变动问题，比如在2000年初的时候，国际的原油价格一直是一个低价位，这个市场化实际上带来了低价能源，那么在2002年以后，国际油价开始攀升，是高价能源，这个时候，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你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不能以低碳经济牺牲经济发展，但是如果通过增税手段增加了能源的价格，会降低GDP的增长，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估算？做完了估算之后，才能看看划算不划算。
盛洪：我们主张的征税是市场经济领域里面的，它的收税实际上是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实际上它承担社会成本，只不过我们的制造成本没有承担，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它一点不违背经济效益。我们另外一个课题做了类似的研究，对煤炭的外部内部化，我们做了研究，我们刚才得了一个结论，煤炭价格全加一块，上升20%，我们也做了一个技术，计算机一般技术模型，做一个计算，对GDP相对非常低，只有0.08%，对居民的影响是1%左右，但是导致了我们把环境变好，气候变暖算作收益的话，带来了社会的不利增长非常大。 你讲的第一个问题，无论是高油价和低油价，只要是市场力量的，就是合理的，但是这里面的合理包含了OPEC，OPEC其实是垄断的，它纠正的是市场份额，它使油价偏低，无论是不是高科技，都是合适的，因为有当时的需求决定，当时对于中国的所谓的能耗效果，没有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看到整个碳排放强度一直在下降，2000年之后，下降比较快，后来由于重工业化问题，使得这个问题增加，但是没有负面的影响。 提问：《京都议定书》衍生出碳交易的市场，中国目前是碳排放最大供应国，将来不久会替代印度，成为第一大碳交易的供应国，中国政府现在有计划设立一个碳交易所，盛所长的看法如何？包括发改委、环保部以及证监会决策的分配？ 盛洪：后面的问题我可能回答不了，那是政府的事。我们现在的碳交易不是以中国为基础，由中国提供的制度框架，我们是碳的国际交易，是欧盟、日本这些国家为主，他们已经有这样的配额、这样的交易，从外国来的交易，可以用一些成本更低的减排措施来交换相对高一点的配额的价格，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会形成一个中国碳交易的基础，我们很多制度应该先从外国来，他们有很基础性的安排。而在近期，我觉得中国自己不能产生，当然我们没有一个硬性的承诺是很重要的。 其实，碳交易有两个特别难的问题，一个是总量的控制，我到底多少总量是一个恰当的总量，这件事情没有谱，没有准，这个很难做到。 第二，所谓的碳排放配额的初始分配，可能也非常的复杂，在中国，如果是让政府分配的话，没有任何的标准，这其中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腐败问题会出现，所以这个依赖于政府。这个其实我们在近期也不太具备，也可能我们还要推迟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对国外来的碳交易，我们欢迎而且也可以建立交易所，建立碳配额的国际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