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就是由于保健事业的投资，对社会提供了保健服务，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以及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健康是一个投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这是从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得出的重要结论。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种生产，即人口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两种生产互为前提，互相影响，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同时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的生产消费。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消耗了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才能生产某种产品。所以，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要以劳动人口的再生产为前提，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内容之一。人口的再生产，同样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人口的再生产，就是维持和延续生命。生命的维持和延续，要有物质基础。首先，要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要靠农业和轻工业解决；其次，要解决生、老、病、死问题，要靠卫生事业来解决。不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不论是商品还是劳务，都要靠物质生产来保证。所以，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从劳动者个人角度看问题，这种消费行为，是他个人的私事，是个人消费。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是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力。没有今天的个人消费，就没有明天的劳动力。因此，从社会角度看问题，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是社会的重要的人力投资。这种投资的受益人，首先是社会，其次才是个人。因此，社会必须善于研究和计算人力投资的效益。
总之，物质生产的目标，是生产物质财富，所生产的物质财富，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归根到底，是供人口生产使用的，人口生产的目标，是生产人力财富，同样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人力财富的使用价值，主要是劳动，可供物质生产使用。这就是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卫生事业在两种生产之间的联系上，具有特殊的作用。人类的出生、发育和成长，疾病、衰老和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自然过程日益受到卫生事业的积极干预和影响。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类生命活动正常进行不可缺少的条件。卫生事业对人类生命活动的调节，体现了物质生产对人口生产的作用。
卫生事业的目标是增进人民的健康。人民的健康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口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人口生产的质量和水平，进而，对物质生产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物质生产不仅要消耗物质财富，还要消耗人的健康和生命。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要不断地和大自然作斗争。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牺牲一定数量的健康和生命，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表现为人力财富的节约；另一方面，要通过卫生事业和其他事业，增进和恢复人民的健康，表现为人力财富的增产。这就是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体现了卫生事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总之，卫生事业通过对人口生产的调节，特别是通过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积极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的生产作用，投资作用。卫生事业通过预防、保健、医疗和康复服务，促进人力财富的节约，推动人力财富的增产，这是社会健康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正确认识和评价卫生事业在健康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正确地处理好卫生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卫生事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顺利地实现新时期的调整任务。
一、评价卫生事业的健康投资
用于卫生事业的经济资源，就是卫生费用，它是社会健康投资的重要形式。这些经济资源在两种保健活动时使用。第一，是保健资源的投资活动。例如，新医院的建设，新设备的添置，医师和专家的训练和培养等等；第二，是提供保健服务的生产活动。例如，医师的诊疗活动，医院治疗活动等等。
为了评价一定时期的健康投资，需要计算卫生费用总额。
首先计算用于保健资源投资的卫生费用。有两种类型的保健资源投资：第一，是人力投资。主要手段之一，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使用的经济资源，有教师、学校设施和大学生、研究生。我国现有医学院校109所，共有教师30000人。在校学生14万人，每年毕业学生，大约3万人。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为止，共培养医师44万人。我国保健资源人力投资主要由国家负担，学生家长负担学生生活费及学习费用的一部分。每年3万学生的培养费用，大约1.5亿元。建国以来，卫生系统人力投资，仅44万医师的培养费用，就有22亿元。医生人力的主要指标是按人口平均医生数。1949年，我国只有西医师38000人。到1978年为止，我国已有医师（包括中医师）609608人，1979年，我国医生/人口比例上升为0.67‰。如果包括中级医生，医生/人口比例，可达1‰。
据世界卫生组织计算，最不发达国家，平均17000人才有一个医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2700人一个医生；在发达国家是520人一个医生。
第二种类型的保健资源投资，是物力投资。主要手段是卫生保健机构的建设，其中主要是医院的建设。主要的经济指标，是按人口平均床位数。1949年，我国只有8万张床位；1978年，床位增长为1856391张；1979年，增长为1932083张；1980年，增长为1982000张。按每千人口平均床位数，接近2张。每张病床占有固定资产的金额，如以一万元计，则二百万张病床，应有二百亿元固定资产。如以二万元计，则二百万张病床，应有四百亿元固定资产。而我国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实有固定资产价值，不到一百亿元。说明我国病床装备水平很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医院平均每床只有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远未达到40—50平方米的基建标准。
其次，计算用于保健服务的卫生费用。其中包括门诊服务和医院服务。使用的经济资源，有医务人员，卫生材料，以及医疗设备。
保健服务卫生费用的来源：我国人民的保健服务费用，大约有70%左右是由国家和企业负担。一部分自费患者享有合作医疗和国家困难补助或社会救济。由于医院收费标准低于实际成本，我国自费患者实际上享有半公费待遇。
反映保健服务费用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全国卫生费用和按人口平均卫生费用。1965年，我国国家预算卫生事业经费为9亿元，1979年增为26亿元，1980年增为30亿元，15年增长3.1倍，平均递增速度为7.4%。目前，卫生事业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75%。
库里斯对34个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国家预算卫生费用与该国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构筑了一个回归方程式如下：
M=-4.14+0.03Y
M=按人口平均国家预算卫生经费；
Y=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
将我国1979年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代入上式：
M=-4.14+0.03×260美元
=7.80-4.14=3.66美元
我国1979年按人口平均国家预算卫生经费大约1.75美元。如果加上公费医疗支出，按人口平均由国家预算支出的卫生经费大约是2.0美元。
由于各国政府预算卫生经费口径不同，缺乏可比性。因此，上述回归分析只有参考价值。
我国缺少全国卫生费用总额的统计数字。据一些人估计，我国卫生费用总额大约在110—120亿元之间，大约占国民收入的3.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换算为美元，大约是平均每人每年6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最不发达的国家，按人口平均卫生费用是1.7美元，其他发展中国家是6.5美元，而发达国家则高达244美元。目前，世界各国卫生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最不发达国家占1.0%，发展中国家占1.2%，发达国家约占3.9%。六十年代，美国卫生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1979年，美国卫生费用已高达22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2%，1981年又增长为2780亿美元。据预测，到1990年，卫生费用可高达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人人健康进度的指标要求至少有5%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卫生事业，而我国目前只占2.4%。
对卫生事业的健康投资，从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进行的分析，大致如此。由于我国卫生事业统计数据不够完善，特别缺少卫生费用的统计数据，迫切需要加以改进。大致看来，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投资，不论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看，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然而，我国优越的保健制度，却使我们能够运用如此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健康水平，使有限的健康投资，显示了优异的经济效益。
二、评价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
评价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可按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评价保健服务的产量；第二步，评价人民的健康水平，研究保健服务对健康水平的影响；第三步，研究由于保健服务而提高的健康水平，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第一步：保健服务的产量
保健事业提供保健服务的过程，就是向社会提供产量。马克思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一定的交换价值。”（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49页。）所以把保健服务看成是保健事业的产量，是可以的。医疗服务是保健服务的主要形式，目前，计算医疗服务的尺度，有就医人次，门诊人次，住院人次和住院病日等等。
就医人次，指患者因病找医生看病的人次，应包括初级保健接触。例如，美国按人口平均就医人次在1975年为5.1次，而按人口平均医院门诊人次，接近1次。我国1979年按人口平均门诊人次约为2.1次。我国缺少初级保健接触的统计数字。据中美两国卫生服务协作组对上海县卫生服务的评价报告，全年就诊数平均每人4.9次。
住院人次可以和居民人数联系在一起分析。例如，每千人口的住院人次，美国在1975年是141‰，我国在1979年为25‰左右。也可以和门诊人次联系在一起分析。例如，美国每100门诊人次大约有18人住院，我国在1979年，每100门诊人次，大约有1.3人住院。
要联系平均住院日数，来研究和评价住院人次。美国1975年平均住院病日约为8天。我国平均住院病日大约在17天左右。
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次，只能反映医疗服务工作量，不能反映医疗服务质量水平。医疗质量要从三方面分析：医疗结构，医疗过程，医疗效果。医疗质量，取决于对患者关怀照顾的程度；诊断的正确性和治疗的有效性，以及医务人员的数量和类型，医疗设备的数量和类型。
为了测量医院服务质量的变化，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协会，制定了一套比较不同医疗任务工作量的相对值单位。美国医院协会提出医院服务强度指数。这个指数收集46种服务，求出46种服务的加权平均数。一般是采取抽样调查方法，对取样医院的数据，每年都要收集，求出当年每病日服务的平均值，并与基准年份比较，求出每年的服务强度指数。从1969—1976年七年间，服务强度提高了68.6%，入院病人数只增长了18%，而住院病日数稍有下降，说明在这七年内，保健服务产量的增长，主要应归功于服务质量的提高。
第二步：健康水平
健康水平，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健康的人，是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人；人民的健康水平，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医学社会学研究人的健康，既要从医学上进行研究，也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一方面，把健康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另一方面，把健康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所以，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认为，在讨论发展战略问题时，除了国民生产总值外，还要有其他指标，其中包括健康水平的指标。国外，有人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战略，也认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不单是一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是由就业率，识字率，平均期望寿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六个参数组成。其中，有三个参数反映健康水平。
这样认识健康水平的社会意义，为我们评价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打下了基础。
在卫生部门，通常使用死亡率、失能率、平均期望寿命，来评价健康水平。比较敏感的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例如，据1978年统计，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比解放以前延长近一倍，男性平均寿命达到66.95岁；女性平均寿命达到69.55岁。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25‰，下降为7‰以下。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200‰下降为城市12‰，农村20％～30‰。我国解放三十年来，健康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我国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它一方面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健康的产业大军。
从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投资的水平，研究卫生事业健康投资的产投率，更能说明我国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据美国人罗伯特·伯林顿计算，1976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是410美元，而美国是7890美元，美国为我国的20倍。据他计算，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投资，平均每人每年不到20美元，只占人均国民收入410美元的5%；而美国人均保健费用，约占人均国民收入的9%。。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是美国的1/20；保健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美国的1/2。这两项结合一起研究，美国人均保健费用，是我国的40倍。可是，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美国的差距，却并不十分显著。我国的婴儿死亡率，平均期望寿命等指标，均已接近美国的水平。罗伯特·伯林顿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中美卫生服务协作组，在对上海县作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具体对比中美两国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上海县的水平，是我国较好的水平，但是，费用和效益的比较，也能初步地说明，我国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优于美国。该调查协作组分析提出：
1．与美国相比，上海县卫生经费处于低水平，但医疗费用便宜，群众均可享受到医疗服务，公费、劳保和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普及的免费的医疗服务。
2．人民健康状况接近或超过美国平均水平。1980年上海县死亡率为6.2‰，美国为9.5‰；平均寿命上海县 72.4岁，美国为73.2岁；上海县传染病死亡顺位从第一位下降到第十位花25年时间，美国花75年；婴儿死亡率上海县为15.8‰，美国为14‰。总患病率，呼吸系及外伤患病率上海县均低于美国，而消化系疾病患病率上海县高于美国。
3．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指标，每百病日就诊数，上海县为51，美国为26，相差一倍。上海县群众普遍享受免费医疗服务，有病能得到医疗照顾。与之相反，每千人住院率上海县为43.9，美国为140。
4．疾病对正常活动的影响，每人每年因病活动受限制的天数，卧床天数及休学天数上海县显著低于美国水平，休工天数则相反。
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健康投资优异的经济效益，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保健制度的信心，继续发扬我们的优势，还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不足之处和前进中的困难。
首先需要指出，上海县是我国较发达地区，而我国内地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保健服务和健康水平，比上海县要差得多。
其次需要指出，期望寿命、失能率、休工率、死亡率这些指标，虽能大体上反映健康水平的发展变化，但它却不能详细地、确切地说明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
人的期望寿命是有限的，达到一定的限度，继续提高，就比较困难。按照罗·伯林顿的计算，我们今天人均卫生费用是20美元，人口期望寿命是68岁，如果人均卫生费用增加一倍，人口期望寿命并不能相应地也增加一倍。这是一个不说自明的道理。因此，在人口期望寿命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保健事业的目标，主要不在于继续增加人口的期望寿命，而在于提高生命的质量，健康质量。失能率也是如此。失能率的增加，不一定反映医疗技术的失败。例如，黑龙江根据全国病毒肝炎流行病学调查统一要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疫情报告发病率和抽样调查的实际发病率相差25.7倍。一方面，说明疫情漏报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医疗诊断水平的提高，某些疾病的发病率统计的准确性，还有可能提高。再有，过去无医可治的慢性病患者，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可以带着暂时或永久性损伤生存而不致死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失能率的增加，也有可能反映医疗技术的进步。此外，许多社会学因素，例如，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医疗制度以及病人对待职业和工作的态度，都会对失能率的统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指标，虽然一般地可以反映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高就诊率、低住院率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反映保健制度比较理想，说明比较重视初级保健，人民健康水平较好，危重病发病率低，因此，住院率低。但是，如果因为医院病床供不应求，大量需要入院的病人，不能入院，在这种条件下的低住院率，就未必理想。
因此，有人主张，衡量健康水平的进展，要有新的，更加完善的尺度。
有人认为，目前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标，大多是负指标，反映的是不健康的状况。例如失能率、缺勤率、死亡率等等。所以，主张研究制订一些能从正面反映健康状况的指标，来计算和衡量健康水平。
有人指出，目前的大多数保健措施，目的在于减轻病痛，而不在于治愈疾病，不是使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而是使病人恢复工作能力。因此提出“健康状况”、“功能状况”、“生命质量”、“功能性健康改变”等新的尺度，来测量保健事业的效益。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提出以下三个尺度：（一）期望寿命的延长，（二）健康人年，（三）恢复工作能力年。
还有人主张用《六D》作为衡量保健事业效果的指标。即：“疾病”、“死亡”、“丧失活动能力”、“不舒服”、“不满意”、“关怀”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都以D为首母）。
国内有人主张使用下述指标：（一）婴儿生存率，（二）不发病率，（三）国民体质，（四）平均期望寿命。
但是，以上这些主张并没有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尤其没有为健康统计机构所接受。因此，我们仍然只能主要依靠原有的健康统计指标来分析问题。但是，一定要认识到这些指标的局限性。
第三步：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学说，是我们研究健康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出发点或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他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商品，它和其他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劳动力是生产的一个基本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科学技能体现劳动力的发展水平，是生产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
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基本内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者自身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技能的积累和传授，以及新劳动力的培养和补充等等。
医疗卫生事业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说：“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马克思进而指出，医生的服务“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59页）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指明了医疗卫生事业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医生的服务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医生的劳动是用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而耗费的劳动，可以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
从马克思对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分析，可以研究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但是，劳动力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具有价值，那是因为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劳动力之上。马克思说：“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生产劳动力时物化的劳动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更替而消失，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劳动力价值的概念，但相应地有劳动力生产费用的概念。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物化在劳动力身上的人类劳动，可以表现为一定数量生活资料的生产费用。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费用，采取商品价值的形式，并采取一定的货币价值形式来表现。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也可以间接地使用货币价值形式来表示。例如，我们可以计算，培养一个劳动力所需费用的货币值。据粗略计算，抚养一个婴儿到十六岁成为一个普通劳动力，在农村要花1600元，城镇要花4800元，城市要花6900元。据估算，将解放后出生的6.5亿人抚养到十六岁，成为劳动者，约需14000亿元。培养一个大学生、研究生的费用，则更多些。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虽然不是商品，但是劳动力的使用，即人类劳动，仍然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因此，我们可以、也有必要计算一个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
首先，我国解放后三十年来，使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为20‰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健康投资，可使我国婴儿的培养费用有显著下降。假定婴儿的培养费用是200元，出生的婴儿为1000人，如果死亡率仍是200‰，则一年之后的幼儿数应为800人，平均每一婴儿的实际抚养费用是250元；由于死亡率下降为20‰，则出生一年之后的幼儿数为980人，平均每一婴儿的实际抚养费用为205元。这就是说，由于健康投资，使每一婴儿的平均抚养费用下降了45元。我国目前出生率为20‰左右，每年约有1840万婴儿出生，婴儿死亡率为20‰左右，则一年之后的幼儿数应为1800万人；平均抚养费用下降45元，意味着，由于建国以来，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健康投资，每年可为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是8.1亿元。
卫生事业开展计划生育服务和遗传咨询服务，是健康投资的重要形式，它的经济效益更为显著。据计算，如果在二十年前，抓紧计划生育，十六岁以下人口的比重，就不是现在的40%，而是30%，国家每年就可以减少开支达160亿元以上。说明用于计划生育的健康投资有多大的经济效益。
为了提高人口质量，必须开展优生学的教育和遗传咨询服务，这在目前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重视。可是，多年来，人口质量和优生学，曾经是一个理论“禁区”，妨碍我们对这些问题展开认真的研究，并采取有效的对策。据一些调查统计，我国遗传性疾病发病率高达4.5‰。江苏省东台县抽样调查，患智力低下、愚笨、白痴和精神病四种遗传病的总发病率为0.39%；据上海市南市区露香街的调查，低能人员占街道总人数的1.22%，其中遗传因素造成的占35%。照以上数据推算，如果全国有400万人患有上述丧失劳动能力的疾病，平均每人每年的抚养和医疗费，以200元计算，共需费用8亿元。据有人计算，如果我国各大城市建立产前诊断中心，每年减少2000例先天愚型儿童出生，而每一先天愚型儿童的平均寿命以50岁计算，则每年可使国家避免2000万元的损失。因此，开展优生学教育和遗传咨询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近来，对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有许多讨论。但是，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投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培养十名研究生，结果死了一人，每位研究生的培养费用，就要增加10%。因此，加强学校保健服务十分重要。如果大学以上教育的培养费用为每年平均1000元，大学以上知识分子的培养费用是6000元以上，一个研究生以上高级人材的培养费用总额，约为一万元以上。保健事业的健康投资，通过保护这些高质量的劳动力，而给社会节省的培养成本，是十分显著的。
其次，从增加的劳动时间看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它是一切经济价值的源泉。提高劳动力的健康质量，可以增加每一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例如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可以为社会增加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由健康质量提高而增加的劳动时间，以及由此而增加的财富，是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
例如，由于期望寿命的延长，我国平均每个劳动力一生的工作时间，由解放前的二十年，增加到四十年，即等于劳动资源增加一倍。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抓得过迟，生产资料的增长，落后于劳动资源的增长，使健康投资的潜在经济效益，未能有效地发挥。
由于劳动者减少因病缺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如果由于卫生部门的努力，全国4亿劳动力平均每人减少因病缺勤两天，1980年我国国民收入总值为3630亿元，平均每年实际工作日以300天计，则每一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创造的国民收入约为三元，则一年因平均减少缺勤两天而为国家增加的国民收入，接近国家预算在1980年对全国卫生事业的健康投资。
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可以表现为社会因疾病而损失的财富和劳动时间的减少。社会因疾病而损失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称为疾病的费用，和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一样。疾病的费用，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力维护和培养费用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力有效工作时间的减少。前者，称为疾病的直接费用；后者，称为疾病的间接费用。计算现有疾病的总费用，以及各种疾病的费用，有助于选择最优治疗和预防措施，有助于计算由健康投资而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上是对健康投资经济效益的宏观分析。在论证个别保健技术的经济效益时，也可以应用类似的方法论。例如，据健康报报导，广西对麻疹实行计划免疫之前，每年平均发病20万人，死亡人数为1997人，每年养育一个儿童按100元计算，死亡年龄平均以二岁计算，就需要399400元。治疗费每一病人按1元计算就需要20万元。每一患儿需人照顾七天，损失劳动日140万个。因此，仅麻疹一项，每年就损失599400元，损失劳动日140万个。1975年，广西开展麻疹疫苗普种后，全区每年发病17000人，死亡33人，给国家节省治疗费18.3万元，节省死亡损失费用392800元，节省劳动日128万个，约合512000元；扣除普种疫苗用经费，总共节省877800元。最近，甘肃省卫生厅也开展类似的计划免疫，据费用——效益的分析表明，1980年可节省费用1338755.38元，占不开展计划免疫时所需要的费用的92%；由于进行麻疹疫苗普种，实际死亡人数37人，比三十年平均死亡人数少1424人；死亡年龄平均以二岁计算，养育费以300元计算，为国家节省了424200元的抚养费用。我们许多医疗措施和预防措施，均可通过比较成本和效益，进行健康投资经济效益的论证。
苏联在1955年开始控制脊髓灰质炎的全国运动。在1966年以后，进行了健康投资经济效益的分析。据计算，从1955—1966年，共花费预防和治疗成本大约4600万卢布，而从1958—1965年间，如果继续保持1958年的发病率，所需医疗成本，以及由于病残和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实际花费的预防和治疗成本大30亿卢布，即每花费一个卢布的健康投资，可带来66个卢布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研究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时，需要注意健康投资经济效益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间接效益。保健服务的对象是病人，但又不局限于病人。直接对病人的服务比较容易引人注意，而对病人家属、亲友、单位和社会的服务，则往往容易被忽略。应该认识到，儿科医生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安慰患儿的母亲；产科医师要耐心地接待孩子的父亲；对临危病人的精心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家属和亲友的安慰；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付出劳动、作出贡献的广大患者的精心治疗和热情护理，是对正在从事建设的广大职工的鼓励和安慰，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总之，我们不能把保健服务的对象看得过于狭隘，要看到保健服务的社会影响。研究由于重视保健服务的社会影响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研究由于忽视保健服务的社会影响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影响。
第二，无法计算的效益。医疗保健服务完成两大社会职能，一是关怀和护理，二是医疗和预防。病人总想找到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和他谈话，让他分担自己的痛苦；他需要同情、保证和鼓励；需要有人解释，病是怎么发生的，要病多久；需要有人给他指出希望，有人帮他判断，能否继续工作，能否生育，能否结婚，能否喝酒、活动，如此等等。总之，病人需要同情、安慰、保证和鼓励。特别在今天，医师的精神支持和护理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医生不仅要医治患者身体上的疾病，还要关怀患者心灵上的疾病。医务人员的这个社会职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第三，正效益的外延扩展。健康投资的经济效益在外延上的扩展，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对病人的治疗和预防服务，不仅影响病人的身体健康，也影响未接受服务的其他人。特别是预防服务，不仅接种疫苗的患者是受益人，未接种疫苗的人，也会因传染病受到控制而得到好处。社会上对结核病患者的及时预防和治疗，大大减少结核病的蔓延。
第四，正效益的继承性。人的健康质量可以遗传给下一代；不少疾病受到控制而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可以一代一代向下传。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知识和技术，也可以一代一代向下传，使病人不再重复以往的失误，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多的效益。因此，保健事业健康投资的效益，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些都不是简单地计算发病率、治愈率能够加以计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