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自然会把消费的重点转向文化,以求在文化消费中愉悦心情、启悟心慧、颐养心性、净化心灵,而任何内容和形式的文化消费,都只有在挟其德操、智慧和力量而深深地“化”入消费者的心灵之后,才可望完成其所身负的文化使命和积极效能。
这便是文化的本质,任何文化消费,都必然要在这个根基上生发和展开。尽管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更新,但文化的根本却是恒定的。为什么在星巴克和麦当劳遍地开花、摇滚乐和桑巴舞光怪陆离、纳米科技与“云计算”鼎新革故的时代里,过往的文化依然会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为什么历经岁月淘洗的《诗经》、《离骚》、《易经》、《庄子》、《孙子兵法》、《史记》乃至《西厢记》、《红楼梦》,仍旧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显现出不曾衰老的年轻态?为什么业已成为历史的鲁迅及其著作,能够拨云见日穿透时代?原因就在这里: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优秀的文化都自然地赋予人愉悦和向上的力量,展现它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
文化效能的实现并非一路坦途,曲折处便面临服务与引导的问题。服务与引导并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步骤,而是一种相互交替、高度协同的辩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惟其如此,服务与引导才能够笃实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并确保文化本质和文化效能的充分实现。
文化产品要作用于人心,就需要尊重受众的接受心理,使受众乐于敞开心扉。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文化对人的引导、激励和提升。由于不同的受众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精神品位和心灵取向,所以,服务与引导的内容与方式也会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文化对任何人的传播与渗透,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服务与引导交互发挥作用的过程。任何文化产品,都首先要让人乐于接受,这就需要文化产品蕴含真诚的服务精神。
但服务并不是文化体现其本质和实现其效能的全部内容,因为文化要给人以启迪、智慧与力量,这就需要引导。这就要求文化产品具有更高的旨向、更淳的境界、更明达的思绪、更宏富的意蕴和更绮丽的理想。不如此,便不足以起到引导的作用,而失却引导功能的文化,则注定是低层次和无效的文化。第一流文化创造的最大标识之一,就是它不但同时具有服务与引导的功能元素,而且能够在互融互济中自然而和谐地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辩证衔接与有机转换。古往今来所有得以传世的文化精品佳构,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是最精准的过滤器和最权威的见证者,在它的筛选之下所淘漉出来的文化遗存,就无一不是在服务与引导的双重效能作用下而逐渐成为民族的精神徽记、人们的心灵依凭。这种效能是在与历史时空和生活实践的融合与淬炼中,早已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秉性、魅力与集体无意识,变成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执著的理想追求。可以说,如果没有同时具有服务与引导效能的中华优秀文化所进行的精神耕耘、智慧开发和道德铸炼,那就不会有今天这足以炫世熠邦的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和中国人刚强而坚韧的自信心。
文化产品要以人为本,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否则很可能会失去对受众的吸引力。而一旦放逐了“引导”,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则又极有可能陷于泛低俗化和纯利欲化的精神泥淖。由于各个受众主体的文化差异,只有服务而没有引导功能的文化,往往就会在信马由缰中被文化的消费惰性所驱遣和左右,以致诱其误入消费主义的黑洞,从而造成文化消费的负面效果。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现实文化现状中并不鲜见。诸如文化与商业的畸形结盟,“眼球经济”对文化的暗箱操控,无聊噱头在文化场所的肆意泛滥,权谋与恶搞对文化精神的悄然蛀蚀,色情网站对各类荧屏的公开占取,低俗作品在消费市场的频仍出现。特别是正当玄幻类、灵异类、惊悚类作品在文坛上衔枚而至,更有今天的“国学辣妹”声言要“勾孔子的情”,明天“学术明星”发现大禹“婚外恋”,后天的“文学新锐”爆料“关大圣竟然也是个‘多情种’”。凡此种种,无奇不有,这些无疑都是消极地迎合结出的文化涩果。当然,这种现象或许只是文化生产在单纯迎合低俗消费心理和畸变市场取向中所出现的极端例证,但它却能更加鲜明地印证一旦舍弃了积极、正确的引导,只剩下单纯和消极的迎合时,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将会发生怎样的变质和腐坏。
人的身体对物质的需要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人的心灵、思想和精神世界对文化产品的需要却千差万别,更何况人在审美过程中由于文化素质的差异和好奇心的驱使,就常常会伴有一种意识惰性和欲望畸变现象的产生,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审美就会变为审丑、向善就会变为向恶、赏雅就会变为赏俗。因此,文化的迎合在客观需求上是没有尺度、没有底线的,这也正是色情网站何以总也屡禁不止,学术上的邪说谬论、文学上的乖情恶俗和艺术上的诡异怪诞何以层出不穷的内在原因。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上的低俗迎合在与商业结盟、与市场挂钩,并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之后,那就更会助纣为虐、火上浇油,产生恶性循环的不堪后果。
《易经》有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已经洞悉了文化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即励人心和治天下。文化怎样才能励人心和治天下呢?这首先就需要以文化的特殊效能和巨大力量而使人得以从中获得养分、愉悦和教化,实现向上、向善和成才从而才有资质完成“治天下”的崇高使命。《毛诗大序》则云“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同样也深刻地认识到感动与教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与我们强调的服务与引导辩证统一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
在任何时候,服务与引导都是文化效能构建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样,服务是文化产品应有的属性,也是实现引导的方式和路径,而只有积极的正确的趋美的和向善的引导,才是文化本质的最终展开和文化效能的最大实现。因此,对于文化产品而言,那种以乖谬颠覆本真、以低俗猎取舆情、以畸变冒充创新、以迎合代替引导的所谓市场意识与营销方略,都是对文化的亵渎和对受众的欺妄。这不仅与文化的本性相悖逆,也会使社会蒙翳、精神壅蔽和心灵受伤。
文化贵于多彩,文化冀于创新。文化的多彩与创新皆惟有在恰当的服务与积极的引导中,才能更多更快更好地给予时代、社会和人民以奋发的激情、创造的智慧和前进的动力,能够让人感到温暖与欣悦,使人获得激情与鼓舞,赋人以理性与灵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