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再谈“80年代的熟人”: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邓晓芒再谈“80年代的熟人”: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57岁的刘小枫或许应该入选2013年最富有争议的学者,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11月又陷入了一场笔战,笔战的另一位主角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

  11月8日,邓晓芒发表了题为《评刘小枫的“学理”》的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

  11月20日,刘小枫通过六点图书发布《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以“不回应”的方式回应,似是用此信彻底告别“八十年代”,终结自己过去的启蒙观念。

  这看似只是两位学者的学术论争,实则是当今学术界的思想分歧和视域差异,时代周报记者就此联系多位学者,学者们几乎都保持缄默,有人士如此调侃,“邓晓芒和刘小枫之间存在的,不是一张小小的邮票,而是那无法冲破世俗藩篱的吻别。”

  而邓晓芒,也不再“回信”。

  较真的学理

  时代周报:刘小枫在“信”中称,你跟他算是上世纪80年代的熟人,请问你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交往,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邓晓芒:我们过去见过,在一起开会,但我跟他没有过很深层次的交往,他跟我的一些老朋友是老朋友,像张志扬、萌萌啊,他们跟他都玩得很好。当然我也欣赏他,他很有才,他要说跟我是80年代的熟人,我们也算是熟人。

  在学术上,我跟他没太多交流,我在《评刘小枫的“学理”》这篇文章里也提到,我对他的一些文章有看法,很早就想写文章。《拯救与逍遥》刚出版时,我看了就想写评论,但后来放下了,因为不是很容易写,他的问题蛮多,更重要的是,我那时候比较忙。

  当然《拯救与逍遥》这本书我还是很欣赏的,有新意在,但我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不是很认同,尤其是他对鲁迅这样的人物的不理解,我是很有看法的。

  后来也没有很多机会和他交往,只是开会遇到。我跟他上一次见面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等地开会,没有面对面的深谈,因为他是诗性化的写作、名士风度,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莫测高深,而我这个人比较嘴笨,所以一般不太掺和。

  有一次在上海还是哪里开会,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吃惊,他说国内对西哲的翻译都不靠谱,包括陈康老前辈。陈康老先生是国际公认的亚里士多德专家,他都说不行,那像陈康的弟子汪子嵩、王太庆等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我当时就想,要么这个人太高深,要么就是胡说八道!

  我承认他在翻译、组织翻译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这家伙很勤奋,非常勤奋。有一次我在广州跟大家聚会,很多人坐着聊天,他进来后就在书房里找了本书看起来。我当时看了有些感动,一个人的勤奋值得尊重,他前几年因长期过度阅读疲劳搞得视网膜脱离,我都很为他担心。

  但他的学理确实存在问题,他单凭情绪、文人气质做学问,有一种先天的缺陷,不深究学理,凭一种灵感、感悟和既定的倾向来随意下判断,这是做学问的大忌。他后来走到施密特的纳粹主义、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主义,听起来很让人吃惊,这也是必然的。想凭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铸造一种东西,与西方思想相抗衡,这样一个思路左右了他做学问。

  由于他在学术方面先天不足,滑下去就很快。我写这篇评学理的文章,不是要否定他的人品、才气,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否定的是他的学理,因为他在《开放时代》的文章,就是宣称要谈学理。因为你要谈学理,我就跟你较真一下,看看你的学理究竟怎么样。

  时代周报:你写这篇文章花了多少时间?

  邓晓芒:我一直在上课,备课很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花了三个星期,一般来说,我写一篇文章会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实际上我是花了三篇文章的时间来写这篇文章。

  刘小枫为什么“不回应”?

  时代周报:对于刘小枫最新的回应文章,你还会有新的回复吗?

  邓晓芒:他这个不值得我再回应,因为他也没有回应嘛,而且私人信件变成公开信,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当然我也没给他写过信,有话则说,无话就不谈。

  他在这篇文章后面附录上的内容完全是离题的,我又不是跟他比谁的人格更高尚、谁的人品更好。我看了以后,就决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不会再回应。

  时代周报:他似乎也没有正面回应你。

  邓晓芒:我提出的问题都是硬伤,他回答不了,所以我写了以后也没指望他回应,你还能怎样回应?我没有做臆测和推断,你能把所有的硬伤都推掉?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很明确批评了刘小枫的“国父论”,还点出了刘小枫想当“国师”,这个评价有些刺眼。

  邓晓芒:可以看出来他很生气,但是没办法,这是论战文章,讽刺与幽默总是少不了的,就是要引起对方的重视,要带刺。不带刺的文章当然也有人写,但我觉得不够意思、不深,讽刺有时比正面的讨论更能刺到深处。

  时代周报:你这篇文章出来后,有没有学界的朋友在私下跟你交流过什么看法?

  邓晓芒:有朋友说,你的这篇文章太刺眼了。我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风格,前几年跟儒家论战就是这样,论战就是要一种气氛,嬉笑怒骂、讽刺与幽默,如果一团和气那有什么意思,我的底线是不搞人身攻击,在学理上怎么讽刺和揭露都可以。

  左右之争庸俗化

  时代周报:你大概是在哪一年注意到刘小枫在思想上的转变?

  邓晓芒:那大概是在本世纪初。他也是在那时候开始介绍公羊学、康有为、廖平啊,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回到古典学。当然我也没有直接看他的书,是从朋友的交谈中了解他的这种倾向,当时也没有在意。

  我觉得有这样的倾向无可非议,他要坚持这些观点,康有为、廖平这些公羊学的观点,坚持古代的王制,这都可以,百花齐放嘛。但问题是要怎么坚持,你得有学理,不能忽悠人。我跟你观点不同,你的观点可以与我的观点共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你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如果有这些问题,学者就有责任把它揭示出来。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确实在学界有很大的反响。

  邓晓芒:我是热衷于论战的,在国内学界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做学理上的辨析,而且是各个领域,我手伸得比较长,各个领域我觉得自己可以说几句的,都关注一下。

  刘小枫的领域也非常广,应该说比我更广,比我看的书更多,我刚才说他勤奋,这是无人能及。很多年轻人崇拜他,因为他知识渊博、信手拈来,很多人闻所未闻的知识,一两句话就把人唬住,所以我轻易不敢动手,是看了他这篇文章,短一点、讲得清晰一点,才敢就事论事谈一下。平时他的东西更飘,如果没有这么个机会,你要从他浩如烟海的编著和专著中找出问题,就很容易片面。

  上世纪90年代我就想对他的书写评论,但是下不了决心,因为抽不出时间来,他看那么多书,你至少要把你质疑的部分的书也都看看吧,所以过去难以下决心。现在他自认为这篇文章是提供出来给大家当靶子的,那我何乐而不为呢?他等于是在挑战(学界)。

  时代周报:有人评价,你们的学理之争背后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观念上的分歧。

  邓晓芒:一般人这么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这么理解是不够的,如果是两派之争,那就有不同的论战方式,打派战、互相挖苦,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这是把事情庸俗化了。

  即便是两派之间的论战,那也是学派之间的论战,既然打了这么多交道,就应该是朋友,对朋友有个基础,那就是我们都是学者,学者要谈学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谈。文字笔墨官司怎么打,肯定会有情绪,但不要紧,打完笔战下来还是朋友,我们不是宗派,是学派。现在人们把两派当成宗派来理解,这是不对的。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你这篇《评刘小枫的“学理”》是否有欠妥之处?

  邓晓芒:总体来说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地方他听了可能不舒服,但也没关系,一个学者应该有这样的雅量,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学理上讽刺、挖苦、批评我,但不要搞人身攻击。我这个人已经被攻击得皮了,也不怕,我对别人是尽量保持理解。

  致命的崇拜权威

  时代周报:刘小枫的著作影响了很多青年人,他这几年思想上的转变,也有青年学人比较认可,跟随着他的思想转变。

  邓晓芒:我觉得要两面看,我并不否认他的过去。虽然我对他有批评,比如学理不严密,但是当作思想的火花,开拓思想、开拓眼界的方式,以及一种新时代的情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来的人的青春气息,有好的一面,但同时带来的学术上的不严谨,是要批评的。

  他早期的书还是比较好的,我并不否认,但问题是,他的一些思考停留在文学和文人的层面,有点类似心灵鸡汤的效果,比较表面。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学会思考,不要仅仅停留在受感染、受影响、情绪化、去拥护或者崇拜某一个人,要学会自己动脑子。

  时代周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刘小枫在观念上的转变?

  邓晓芒:他的转变并不奇怪,从他接受的教育来说,他1956年出生,有很多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印在脑子里,形成了思想的隐秘情结,变成了意识的本能。

  刘小枫的学术途径是比较顺利的,“文革”时期他还比较小,后来他在四川外语学院学德语,然后学美学,很早成名,基本上一路顺风,没受多少挫折,社会经验并不足,对中国社会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他对国外的东西也不了解,尽管他学的是外语,看了那么多西方经典,包括对神学和基督教的来龙去脉,体现在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情怀,他当然有些感悟,但是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些感悟往往是偏离的。比如他想把基督教的爱引入中国,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没有想到基督教的爱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一种软性粘乎的爱,而应该是严肃和超验的,带有一点柏拉图式的色彩。当然我也理解不深,但至少他对爱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他这些年对西方一些价值学说和启蒙观念的批判,事实上是基于对启蒙观念的不了解。从他的文章看出,他存在着很多误解,他看书不是系统地去了解,而是抓住哪部分就抽出一段话、一个观点,然后大肆发挥和附会,这样的读书方式,看得再多,也会误入歧途。所以我说他还要对西学的基本概念多下工夫。

  这次是暴露了他原来那些表层的东西,在经过一番展示后,又暴露了他深层次的精神。我过去只是有预感,没有证实,现在一步步证实,那才是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崇拜权威、崇拜强权,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致命的。

  远远地观察现实、思考现实

  时代周报:刘小枫在回信中提到,你在跟刘苏里的对话中,谈到了哲学家今天的角色这个问题,我想再次请教你,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

  邓晓芒:哲学家本来的角色应该是跟现实保持距离,但是也不能离得太远,就是你要远远地观察现实、思考现实,不应该置于现实中,拥护某一个人、或者成为某一派,这样就有失水准。有时候你的发言也避免不了被归入某一派,但是作为哲学家,应该超然一点。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邓晓芒:我一般不太喜欢对社会发言,但也避免不了,比如这一次我想澄清的是学理,结果就被刘小枫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了。

  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是,坐下来想问题、思考问题的人太少。我并不排斥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他们的作用和必要性,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社会问题,需要有公共知识分子发表看法。你能不对社会现实说话?那是失职!当然有些人的水平有限,或者说的不一定对,或者没有深思熟虑,这是另外一回事。

  还需要有另外一些人,不急于表态,而是在后面多做思考,包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也要再思考,这样的人太少。

  现在老百姓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反感,给他们安上各种“砖家叫兽”的称号,这可以理解。打着知识分子招牌不说人话的人,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让他们去就是了。但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撑着,这个国家的精神才不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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