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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刘小枫或许应该入选2013年最富有争议的学者，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11月又陷入了一场笔战，笔战的另一位主角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 11月8日，邓晓芒发表了题为《评刘小枫的“学理”》的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 11月20日，刘小枫通过六点图书发布《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以“不回应”的方式回应，似是用此信彻底告别“八十年代”，终结自己过去的启蒙观念。 这看似只是两位学者的学术论争，实则是当今学术界的思想分歧和视域差异，时代周报记者就此联系多位学者，学者们几乎都保持缄默，有人士如此调侃，“邓晓芒和刘小枫之间存在的，不是一张小小的邮票，而是那无法冲破世俗藩篱的吻别。” 而邓晓芒，也不再“回信”。 较真的学理 时代周报：刘小枫在“信”中称，你跟他算是上世纪80年代的熟人，请问你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交往，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邓晓芒：我们过去见过，在一起开会，但我跟他没有过很深层次的交往，他跟我的一些老朋友是老朋友，像张志扬、萌萌啊，他们跟他都玩得很好。当然我也欣赏他，他很有才，他要说跟我是80年代的熟人，我们也算是熟人。 在学术上，我跟他没太多交流，我在《评刘小枫的“学理”》这篇文章里也提到，我对他的一些文章有看法，很早就想写文章。《拯救与逍遥》刚出版时，我看了就想写评论，但后来放下了，因为不是很容易写，他的问题蛮多，更重要的是，我那时候比较忙。 当然《拯救与逍遥》这本书我还是很欣赏的，有新意在，但我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不是很认同，尤其是他对鲁迅这样的人物的不理解，我是很有看法的。 后来也没有很多机会和他交往，只是开会遇到。我跟他上一次见面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等地开会，没有面对面的深谈，因为他是诗性化的写作、名士风度，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莫测高深，而我这个人比较嘴笨，所以一般不太掺和。 有一次在上海还是哪里开会，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吃惊，他说国内对西哲的翻译都不靠谱，包括陈康老前辈。陈康老先生是国际公认的亚里士多德专家，他都说不行，那像陈康的弟子汪子嵩、王太庆等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我当时就想，要么这个人太高深，要么就是胡说八道！ 我承认他在翻译、组织翻译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这家伙很勤奋，非常勤奋。有一次我在广州跟大家聚会，很多人坐着聊天，他进来后就在书房里找了本书看起来。我当时看了有些感动，一个人的勤奋值得尊重，他前几年因长期过度阅读疲劳搞得视网膜脱离，我都很为他担心。 但他的学理确实存在问题，他单凭情绪、文人气质做学问，有一种先天的缺陷，不深究学理，凭一种灵感、感悟和既定的倾向来随意下判断，这是做学问的大忌。他后来走到施密特的纳粹主义、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主义，听起来很让人吃惊，这也是必然的。想凭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铸造一种东西，与西方思想相抗衡，这样一个思路左右了他做学问。 由于他在学术方面先天不足，滑下去就很快。我写这篇评学理的文章，不是要否定他的人品、才气，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否定的是他的学理，因为他在《开放时代》的文章，就是宣称要谈学理。因为你要谈学理，我就跟你较真一下，看看你的学理究竟怎么样。 时代周报：你写这篇文章花了多少时间？ 邓晓芒：我一直在上课，备课很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花了三个星期，一般来说，我写一篇文章会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实际上我是花了三篇文章的时间来写这篇文章。 刘小枫为什么“不回应”？ 时代周报：对于刘小枫最新的回应文章，你还会有新的回复吗？ 邓晓芒：他这个不值得我再回应，因为他也没有回应嘛，而且私人信件变成公开信，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当然我也没给他写过信，有话则说，无话就不谈。 他在这篇文章后面附录上的内容完全是离题的，我又不是跟他比谁的人格更高尚、谁的人品更好。我看了以后，就决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不会再回应。 时代周报：他似乎也没有正面回应你。 邓晓芒：我提出的问题都是硬伤，他回答不了，所以我写了以后也没指望他回应，你还能怎样回应？我没有做臆测和推断，你能把所有的硬伤都推掉？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很明确批评了刘小枫的“国父论”，还点出了刘小枫想当“国师”，这个评价有些刺眼。 邓晓芒：可以看出来他很生气，但是没办法，这是论战文章，讽刺与幽默总是少不了的，就是要引起对方的重视，要带刺。不带刺的文章当然也有人写，但我觉得不够意思、不深，讽刺有时比正面的讨论更能刺到深处。 时代周报：你这篇文章出来后，有没有学界的朋友在私下跟你交流过什么看法？ 邓晓芒：有朋友说，你的这篇文章太刺眼了。我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风格，前几年跟儒家论战就是这样，论战就是要一种气氛，嬉笑怒骂、讽刺与幽默，如果一团和气那有什么意思，我的底线是不搞人身攻击，在学理上怎么讽刺和揭露都可以。 左右之争庸俗化 时代周报：你大概是在哪一年注意到刘小枫在思想上的转变？ 邓晓芒：那大概是在本世纪初。他也是在那时候开始介绍公羊学、康有为、廖平啊，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回到古典学。当然我也没有直接看他的书，是从朋友的交谈中了解他的这种倾向，当时也没有在意。 我觉得有这样的倾向无可非议，他要坚持这些观点，康有为、廖平这些公羊学的观点，坚持古代的王制，这都可以，百花齐放嘛。但问题是要怎么坚持，你得有学理，不能忽悠人。我跟你观点不同，你的观点可以与我的观点共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你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如果有这些问题，学者就有责任把它揭示出来。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确实在学界有很大的反响。 邓晓芒：我是热衷于论战的，在国内学界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做学理上的辨析，而且是各个领域，我手伸得比较长，各个领域我觉得自己可以说几句的，都关注一下。 刘小枫的领域也非常广，应该说比我更广，比我看的书更多，我刚才说他勤奋，这是无人能及。很多年轻人崇拜他，因为他知识渊博、信手拈来，很多人闻所未闻的知识，一两句话就把人唬住，所以我轻易不敢动手，是看了他这篇文章，短一点、讲得清晰一点，才敢就事论事谈一下。平时他的东西更飘，如果没有这么个机会，你要从他浩如烟海的编著和专著中找出问题，就很容易片面。 上世纪90年代我就想对他的书写评论，但是下不了决心，因为抽不出时间来，他看那么多书，你至少要把你质疑的部分的书也都看看吧，所以过去难以下决心。现在他自认为这篇文章是提供出来给大家当靶子的，那我何乐而不为呢？他等于是在挑战（学界）。 时代周报：有人评价，你们的学理之争背后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观念上的分歧。 邓晓芒：一般人这么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这么理解是不够的，如果是两派之争，那就有不同的论战方式，打派战、互相挖苦，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这是把事情庸俗化了。 即便是两派之间的论战，那也是学派之间的论战，既然打了这么多交道，就应该是朋友，对朋友有个基础，那就是我们都是学者，学者要谈学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谈。文字笔墨官司怎么打，肯定会有情绪，但不要紧，打完笔战下来还是朋友，我们不是宗派，是学派。现在人们把两派当成宗派来理解，这是不对的。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你这篇《评刘小枫的“学理”》是否有欠妥之处？ 邓晓芒：总体来说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地方他听了可能不舒服，但也没关系，一个学者应该有这样的雅量，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学理上讽刺、挖苦、批评我，但不要搞人身攻击。我这个人已经被攻击得皮了，也不怕，我对别人是尽量保持理解。 致命的崇拜权威 时代周报：刘小枫的著作影响了很多青年人，他这几年思想上的转变，也有青年学人比较认可，跟随着他的思想转变。 邓晓芒：我觉得要两面看，我并不否认他的过去。虽然我对他有批评，比如学理不严密，但是当作思想的火花，开拓思想、开拓眼界的方式，以及一种新时代的情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来的人的青春气息，有好的一面，但同时带来的学术上的不严谨，是要批评的。 他早期的书还是比较好的，我并不否认，但问题是，他的一些思考停留在文学和文人的层面，有点类似心灵鸡汤的效果，比较表面。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学会思考，不要仅仅停留在受感染、受影响、情绪化、去拥护或者崇拜某一个人，要学会自己动脑子。 时代周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刘小枫在观念上的转变？ 邓晓芒：他的转变并不奇怪，从他接受的教育来说，他1956年出生，有很多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印在脑子里，形成了思想的隐秘情结，变成了意识的本能。 刘小枫的学术途径是比较顺利的，“文革”时期他还比较小，后来他在四川外语学院学德语，然后学美学，很早成名，基本上一路顺风，没受多少挫折，社会经验并不足，对中国社会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他对国外的东西也不了解，尽管他学的是外语，看了那么多西方经典，包括对神学和基督教的来龙去脉，体现在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情怀，他当然有些感悟，但是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些感悟往往是偏离的。比如他想把基督教的爱引入中国，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没有想到基督教的爱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一种软性粘乎的爱，而应该是严肃和超验的，带有一点柏拉图式的色彩。当然我也理解不深，但至少他对爱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他这些年对西方一些价值学说和启蒙观念的批判，事实上是基于对启蒙观念的不了解。从他的文章看出，他存在着很多误解，他看书不是系统地去了解，而是抓住哪部分就抽出一段话、一个观点，然后大肆发挥和附会，这样的读书方式，看得再多，也会误入歧途。所以我说他还要对西学的基本概念多下工夫。 这次是暴露了他原来那些表层的东西，在经过一番展示后，又暴露了他深层次的精神。我过去只是有预感，没有证实，现在一步步证实，那才是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崇拜权威、崇拜强权，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致命的。 远远地观察现实、思考现实 时代周报：刘小枫在回信中提到，你在跟刘苏里的对话中，谈到了哲学家今天的角色这个问题，我想再次请教你，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 邓晓芒：哲学家本来的角色应该是跟现实保持距离，但是也不能离得太远，就是你要远远地观察现实、思考现实，不应该置于现实中，拥护某一个人、或者成为某一派，这样就有失水准。有时候你的发言也避免不了被归入某一派，但是作为哲学家，应该超然一点。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邓晓芒：我一般不太喜欢对社会发言，但也避免不了，比如这一次我想澄清的是学理，结果就被刘小枫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了。 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是，坐下来想问题、思考问题的人太少。我并不排斥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他们的作用和必要性，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社会问题，需要有公共知识分子发表看法。你能不对社会现实说话？那是失职！当然有些人的水平有限，或者说的不一定对，或者没有深思熟虑，这是另外一回事。 还需要有另外一些人，不急于表态，而是在后面多做思考，包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也要再思考，这样的人太少。 现在老百姓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反感，给他们安上各种“砖家叫兽”的称号，这可以理解。打着知识分子招牌不说人话的人，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让他们去就是了。但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撑着，这个国家的精神才不会垮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