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美两国的新闻体制差异很大，记者这个群体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辜晓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深圳日报》（英文）总编辑。2001年，辜晓进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期间，对美国11家报纸进行了深入访谈，对美国记者群体有比较直接的接触和了解。 采访时间：2008年9月29日中午 采访地点：深圳报业集团 采访对象：《深圳日报》总编辑辜晓进笔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一流媒体一般不招聘没有记者工作经历的记者，需要有丰富经验的人。与之相比，国内媒体招聘记者少有这条规定，刚毕业的学生也能进入一流的媒体，你认为两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辜晓进：首先，这是由中国记者供需关系决定的。中国的媒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化，在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媒体扩张比较快，报刊数量迅速增加，出版周期从周报到日报，导致对媒体从业人员的需求大幅增加。|www.aihuau.com|36但是，在中国媒体快速发展的同时，新闻教育却一度跟不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读新闻系研究生时，学新闻的人很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大约有40个新闻教育点，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老牌新闻系外，像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也都有了新闻系或专业。教育部当时就称新闻系太多太滥了。后来反而越办越多，如今全国的新闻教学点有600多个（教育界知情者说实际上超过1 000个），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已经供大于求了。初期，由于媒体对记者的需求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记者市场”。而国内最知名的媒体，也并不具备从其他媒体挖人的条件。有些报纸看上去属于“中央军”系列，牌子也较响，但经济实力并不雄厚，并不具备从其他媒体吸引人才的明显优势。再加上体制上的原因，长期以来，从校门到社门（报社）便成为媒体补充新人的最常规渠道。其次，中国的媒体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一直到现在，中国的体制和媒体格局还在限制媒体跨地域发展。一些媒体若要到外地扩张，必须和当地的媒体进行合作，新办媒体到头来其实还是当地的媒体，只是吸引了少量外地人才而已。这种局面限制了新闻产业的劳动力流动，而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大报则面向全国招贤，记者很少只是本地产生。美国媒体的层级是比较清晰的，如小型周报、社区报纸、地方报纸、区域报纸、全国报纸等。《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行量排行前10名或前20名的报纸，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看，都列于公认的第一方阵。没有一定的媒体从业经历的人，很难进入这些报纸工作。有些“大牌”报纸明确不要应届毕业生。日本和英国的全国性大报也大体如此。第三，而在中国，媒体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层级。中国虽然也有中央媒体、省市媒体之分，但中央媒体的影响力其实是很薄弱的。尽管一些媒体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但实际的影响力与其发行量并不相称。而一些地方主流媒体，其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却往往超过很多中央媒体。因此，中国的记者缺乏一级一级上去的机制和条件。普遍的情况还是媒体直接到大学里要人，然后自己来培养。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在广州，便有一批外来的记者群体。《深圳特区报》创刊初期的采编人员也全部来自其他媒体。该报1992年扩版及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多次面向全国招聘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骨干，不过应届毕业生仍是主要来源。笔者：美国媒体一般怎么样培养新记者？辜晓进：这一点，我认为两国媒体并无多大不同。不过，美国的新闻学院比较重视实践,很多教授都曾经是资深媒体人，他们懂得如何才能培养合格的记者或编辑，不像中国的新闻院校，很多教师是校门到校门成长起来的，对这个行业并不真懂。美国新闻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一般是从小报也就是在地方报纸做起，积累了工作经验之后，才有机会跳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一流报纸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与学校有定向培养计划。他们让一些在校学生到报社学习，并从中选拔一些有潜质的学生到报社做见习记者。像《芝加哥论坛报》与西北大学的梅迪尔新闻学院有合作关系，《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到西北大学讲课，学生到报社实习；《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也经常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讲课。总而言之，美国的媒体和大学新闻学院有比较密切的互动，记者离开媒体之后到大学教书的例子也很普遍。笔者：我接触过不少外国的记者，总体感觉是外国的记者年纪比较大，而国内记者很多是刚毕业的学生，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辜晓进：首先，这也是之前所讲的供需关系失衡导致的。其实，年青人多不仅仅是媒体行业而已。中国任何一个产业如果扩张很快的话，其员工的平均年纪多半是比较小的。中国的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经历过爆发期，这给年青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工作两年便可以成为骨干。他们成为骨干之后，有的得到了晋升，有的成为编辑，便慢慢脱离了采访一线，导致一线记者常是刚毕业的初生牛犊。由于媒体扩张太厉害，学校的教育也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如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现在是带几十个。学制也从原先的三年变为两年，研究生连见老师一面都难。其次，中国媒体不太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美国的媒体比较重视专业素养，要求跑线的记者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如我到《纽约时报》后，了解到他们跑音乐的记者就有5个，细分到乡村音乐、古典音乐、爵士乐、流行音乐等。每个记者都有10多年的行业报道经验，所以他们写出来的稿件很专业，往往是业内权威性的报道。当报社的每个记者都成为行业权威后，这份报纸自然也成为权威的报纸。此时，记者当然不再年轻。让记者成为行业专家，这点在国内媒体上并没有得到重视。我在1998年接任《深圳特区报》经济部主任时，曾经去拜访过深圳市重要的金融财税部门中的人，他们普遍反映跑金融线的记者换得太快，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往往双方还没有熟悉，记者便换掉了。深圳的金融部门总是面对新的记者，由此对报道并不放心。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对他们保证，只要我还在当经济部主任，金融条线记者一般不换。结果也是如此，我在担任经济部主任的4年中，金融条线的记者一直都没有换，实践下来，效果也不错。有位金融记者由于跑线时间久，有积累、肯钻研，成为信息灵通、人脉宽广（指相关领域）、文章有深度、判断有把握的专业记者，金融财税部门对她十分放心，而且还愿意主动提供信息。第三，目前国内记者的考核还是官本位。在美国，名记者的收入比副总编还要高。一些名记者有自己的忠实读者，和报社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在中国，记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记者的个人价值无法充分体现。记者要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唯有得到晋升，当部门主任或主编，导致优秀的记者往往很快脱离了采访一线。2003年我在北京某报讲课时，该报的编辑记者们向我提问：如何看待当前报业的“60后”现象？（指1960后出生的人当上了总编辑等重要岗位。）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报纸进入产业化后，一方面很多久居高位的老报人或到了退休年龄或不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报业管理而纷纷退居二线，而一些80年代恢复高考后毕业进入报业的年青人，既有知识化背景，又经过多年的锻炼，其中一些善于思考且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人便脱颖而出，这便是“60后”“70后”现象的背景。他们脱颖而出的前提，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年富力强、卓越能干，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前辈们在过去非市场化和极端意识形态条件下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知识背景已经失去价值，已基本无效了。报纸是每天生产全新产品的产业，要对瞬息万变和汗牛充栋的海量信息不断进行取舍精选。阅历、判断力、应对力、管理经验是这个行业管理的重要本钱，而这些本钱的获得并无捷径可走，需要岁月的历练。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报社的老总大都白发苍苍，鲜见5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相信，当这些“60后”到了外国同行们那样的年龄，就不会轻易被年轻人取代了，因为他们积累的经验符合报纸的发展规律，属于有效经验，这是最可贵的东西。笔者：中国记者流失率比较高，尤其在一些市场化媒体当中，每年差不多有30%的流失率，美国这种现象显著吗？辜晓进：美国记者的流失率不高（因经济危机而裁员属于被动流失，不在此列）。美国记者工作比较稳定，自己主动离职的少。在美国，当记者是份不错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很多美国记者热爱这份工作。《纽约时报》中的一些记者，按照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学识水平，完全可以去华尔街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他们宁肯以新闻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职业所特有的新鲜多变的特性，他们喜欢解读真相、仗义执言。当初《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在水门事件中，连续调查了一年多，期间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麻烦，很可能最后什么也发表不了。但这两位记者坚持下来了，靠的便是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笔者：美国的记者转行现象明显吗？转型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一般是怎样转型的？辜晓进：美国记者转型的并不多，有较少一部分应聘到高等院校当老师，实际上也是在延续他们对这份事业的追求。更少的人转到政府或企业的公关机构，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工作，这都可以看作是相关领域的转换。也有转型到其他领域的，如我认识一位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他做记者的时候跑了50个国家，在50岁的时候改行做企业。他以前到过我国深圳、香港，现在在香港做能源节能灯生意，经常在深圳香港两地跑，公司效益也不错。笔者：社会上曾经流传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者，可见记者在中国的口碑并不好，这是为何？美国的记者是不是比较受到尊重？辜晓进：媒体以及记者一旦市场化后，便会回归本位，即记者工作和其他领域的工作一样，大家均是在工作，各司其职，并没有必要给记者特别的优待。像某些所谓权威媒体记者那种官员化、贵族化倾向是不正常的。中国有些记者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如党报记者，但这往往附加了其他东西，并不是记者真正价值的体现，也不是正常的现象。在欧美、中国台湾地区，很多记者不受欢迎，如狗仔队。中国香港记者的地位比较低，收入不高，有的人需要打双份工才能维持生计。在国外很多场合，主办方在餐厅外拉一条线，被邀请的记者只能在外面采访而不能享受宴请。当然，如果记者写出了高质量的报道，那么是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嘉奖的。中国今后也会走这条路，如《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的记者便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此事在美国则有机会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但是目前在中国却难以实现。深圳的媒体比较市场化。《深圳特区报》尽管是深圳市委机关报，除非是对方邀请，若记者主动去采访，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很难受到像内地党报记者那样的热情接待。因此，有些从内地过来的记者到了深圳感到很不适应。我是有亲身经历的。1991年，我从深圳科技局得到一个线索，深圳有家饮料厂依靠技术革新和引进的先进灌装线扭亏为盈，在当地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这是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典型代表，所以我决定去采访。自然，这个报道是正面的。我联系好对方后，从报社坐了7站公交车到那家公司。到那家公司后，我感觉对方比较冷淡，所幸对方带我深入到车间采访。采访还未完，已到午饭时间，但对方并无招待便饭的意思，甚至大热天的连本厂生产的饮料也不给喝。后来我又去补充采访了两次，每次都是这个“待遇”。 稿件刊登出来占了半个版，在报社内部和社会上反响都很好。一直在国外出差的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回来后看到报纸很高兴，但他并不知道我当初采访时的情况。后来他拿着两箱饮料来谢我，我也没要，因为我明白这就是市场化条件下记者工作的正常状态。这种现象在深圳很普遍，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IT企业，但该公司对“不请自来”的记者从无好脸色，曾发生当地电视台记者扛着机器到了门口还不让进只好打道回府的事情。这些公司的想法是，采访报道是你的工作，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大家各司其职，没有必要向你提供额外的帮助。所以说，我认为深圳对记者的认知和态度是比较接近其本来面目的。笔者：虽然媒体间会有比较激烈的竞争，但记者基于自保的需要，相互之间往往会互通信息，导致媒体报道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你认为美国的媒体存在这种现象么？辜晓进：美国记者不可以互通信息。在中国，体育记者和娱乐记者互通信息已经比较普遍。因为体育和娱乐新闻地域跨度比较大，任何一个地方的记者都很难总是获得第一手资料，所以记者之间往往需要相互合作。现在记者更多地从网上发现线索，因此相互合作的程度反倒不如从前了。社会新闻一般是不允许记者互通信息的，记者之间只能偷偷地做。笔者：我和一些外媒朋友交流后发现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欧美记者在中国往往不喜欢参加新闻发布会，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记者却相反，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辜晓进：欧美记者普遍有个共识，即被邀请采访时，所得新闻价值往往较低，最多也只是一些动态，难有“猛料”。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是要传递政府的声音；企业邀请采访，往往希望报道其阳光的一面。中国还没有养成就某一突发事件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习惯。所以欧美记者普遍对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不感兴趣；而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记者来参加新闻发布会，一方面是由于地缘和民族接近性的缘故，对很多新闻感兴趣，另一方面是由于大中华圈的人讲究来往，往往会给主办方面子，以加强接触、密切关系。笔者：美国的记者主要关注中国哪些方面的话题？辜晓进：美国的新闻理念和中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报道传统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政府做对是应该的，做错了则需要公开披露并进行批评；而中国的新闻报道理念正好相反，政府做错了尽量不要谈，政府做对了最好家喻户晓。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仔细看他们的报道，会发现这些媒体对本国政府的报道往往多持批评态度。2008年我应邀参加“德中媒体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一位教授批评德国《明镜》周刊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过多，说这份刊物是在刻意攻击中国和中国政府。对方代表似乎感到委屈，于是拿出数据表示该刊批评本国政府及默克尔总理的报道大大多于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报道。在中国的西方记者，除了关注影响力大的事件、突发事件及和民主政治有关的内容外，对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东西也很感兴趣，特别是当这些东西折射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时，但这些题材往往被中国自己的媒体忽略。如美国《时代》周刊有一次刊登专题报道“毛服装”（即中山装）的变迁史，涉及了中山装的来历、曾经的显赫地位及大众普及程度、现在的处境、一家专为领导人做中山装的著名服装公司的命运、高档中山装有卷土重来之势等内容。这样的内容，即便是中国人读来也饶有趣味。有一段时间，《凤凰周刊》邀请我主持“现代时讯”板块，我从国外媒体中选译了不少此类报道，据说编辑部和读者的反应都不错。西方媒体的这种选题方式和报道角度，值得我们学习。笔者：网络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反权威，这导致国内的记者作为舆论的引导者作用日渐式微。美国应该也有这种现象，记者是如何来应对这种变化，如何重塑权威的？辜晓进：我认为网络的最大特点倒不是什么反权威，而是其草根性、自由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现在人人都是采访者，个个都有麦克风。博客、播客开始介入议题设置，传统媒体主导的话语权正在被普通民众所消解。这对传统媒体和记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一件突发事件在网络上只需两小时便可形成舆论潮流，记者必须在抢占“第一落点”和掌握舆论主动方面更加努力和发挥更大的创造力，否则其劳动成果便会失去价值。为与网络争夺受众，美国记者在对事件或议题的解读方面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笔者：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其实是很排斥外媒的，对他们并不信任，你认为正确的对待方法应该是什么呢？辜晓进：现在中国政府也想明白了，对外媒开放采访并不是坏事。就拿西藏事件来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允许国内外的记者都来采访，把真相告诉世界。可是我们那时把记者赶走了，新华社也迟迟不发稿子，主渠道一旦被堵住，就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导致国际上各种夸大不实的报道满天飞，先入为主使得外国受众轻易听信了不少谣言，导致中国政府很被动。之后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政府吸取教训，开放报道，最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中国政府也赢得了西方媒体的尊重。2003年清华大学食堂和北京大学食堂在同一天上午相继发生人为破坏性爆炸事故，这在过去是相当敏感的题材，但新华社在15分钟后就发了新闻。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也罕见地将其优先播出，结果由于抢占了“第一落点”，西方媒体只能引用新华社的消息或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于是就没有什么流言产生。但开放也并不容易，基层政府和企业的管事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接受采访时说话稍有不妥就要受到批评。中国没有信息自由法，掌握公共信息的政府官员，有不说话的自由却无披露信息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新闻发言人”制度虽上下努力仍难成气候的原因。我认为，对西方媒体应尽量采取开放的态度，在第一时间给人坦诚的印象，而不是遮遮掩掩。当然，讲话要有艺术，中国的国情使得有些问题不得随意表态甚至要求刻意回避，这都需要艺术。事实上，对待外国媒体，要求官员和企业家具备较高素质。 笔者：最近我看了电影《黄石的孩子》，使我想起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其实不光在中国，美国记者在越南、阿富汗等地同样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那么，为何美国的记者会如此愿意深入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去，很多时候他们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辜晓进：这跟美国记者的新闻理念和精神有关，也和他们所处的舆论环境有关。中国的新闻单位中有理念的人越来越少，比较浮躁。新闻工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业而已。中国的政府、社会对新闻工作也赋予了过多超出职业本身要求的责任。长期形成的很多的条条框框使得记者有时难以在获取事实真相方面有所作为。即便中国有斯诺这样的记者去国外采访，如去伊朗采访当地选举冲突，如果最后该记者完成的报道与国家外交立场有冲突，即使稿件写得再有深度，恐怕也没有哪家新闻出版机构会刊登或出版。因此，勇于追求新闻理念和具备职业精神的记者，有时反而因为自己的执着而四处碰壁，这样只能为那些随波逐流、善于揣摩上意或投机取巧的记者留出发展空间。对记者而言，第一时间跑到现场采访是对工作的忠诚，是一种职业精神，也最有机会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就拿三鹿事件来说，我认为，这应该是奶粉行业中的一个潜规则，相信事发之前肯定有当地记者知道内幕。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如此长时间的失语，或即使刊登也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以致最终有一家报纸只因点了三鹿的名便成为英雄，还担了很大风险。此事如果放在美国，则一定会有记者在全国范围内穷追猛打，完全无需等待官方表态。笔者：美国的媒体为私有，但具有极强的自律能力，这是为何？辜晓进：美国媒体在发展早期也曾经经历过一段黑暗时期，如虚报发行量、新闻造假、互相攻击等。经过多年的市场选择、管理互动甚至抗争，最终形成了完备的法律机制，规范了媒体市场。即便如此，仍时有丑闻发生。媒体是社会公器，其生存的根基是公信力，所以美国的百年老报一直受欢迎，读者愿意花钱去买，便是报纸的公信力在发挥作用。而报纸是否有公信力，和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联并不是很大。报纸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都要承担社会责任。一旦媒体失去自律能力，则无法获得读者的信任，这对报纸的发行乃至广告收入往往是致命的。笔者：你认为中国新闻界最应该向美国学习什么？辜晓进：中国的新闻体制现有三大瓶颈难以克服：一是创办新闻媒体的批准制；二是新闻媒体的独立性（这与第一点有关联）；三是对新闻媒体所体现的“表达的自由”缺乏科学解释。这三大瓶颈对新闻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严重束缚，但由于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及如何看待新闻报道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等敏感问题，这三大瓶颈近期无法改变。现在互联网之所以受欢迎，固然源于新媒体的便捷、丰富和青年人的网络阅读习惯，但应注意，网络享受较大的新闻自由尺度也是它在传播力上胜过传统媒体的重要因素。这个趋势若不改变，今后会对传统媒体形成制度上的可怕冲击。毋庸讳言，美国的新闻体制，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中国现在能做的并且一直在做的，是从技术层面上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电脑照排、高速印刷、卫星传版、数字编辑等方面的成功学习已使中国报业与美国同行的报纸在生产技术层面达到同一个水准。报业管理、采编运作等方面的学习在最近七八年中也做得很好，包括很多形式上的东西，如瘦报、厚报、分叠、导读、评论（走出意识形态和政府传声筒的单一模式）等。现在更需要学的，还是一些理念性的、精神性的东西。例如采编与经营的分开运行，美国在这点上相当严格，中国的新闻管理部门也要求这样，但大量的媒体迫于经济压力并不这样做，发行甚至广告上的“全民动员”仍是很多媒体的常态，这有中国的国情因素在里面。还有新闻工作者对其职责的观念意识要学习从简单宣传转变为信息服务，通过信息服务体现编辑思想。最后是敬业精神。我总感到，中国同行们对新闻职业的敬畏感和责任感，总体上不如美国的同行们。笔者：你作为一位总编，工作内容和美国同行相比，有哪些异同？辜晓进：美国的《纽约时报》和《新闻日报》是一大一小两份报纸，但两报的总编辑都告诉我，他们每天最操心的事就是确定头版稿件，特别是头条稿件，因为这一选择体现了报纸对服务对象要求的把握能力和对世间万事的筛选水平，还可能影响到报纸的销量。我也是这样，并且相信中国很多关注市场和政治格局的总编辑也是这样。 现阶段很多中国报纸在选择头版和头条稿件时，要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个影响不见得都是政治影响，也可能是地方官场的影响或经济的影响甚至企业的影响）。这一点，中国的读者早已习惯了，所以无碍报纸大局。但时政类英文报纸的主要读者是外国人，如果英文报纸也像中文报纸那样做（例如充斥政务活动和宣传性报道），其结果不是引起读者反感就是失去这部分读者，报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我非常强调英文版《深圳日报》要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有关要求的框架下，尽量按照新闻规律办事。例如我们基本不报道一般性的政务活动；我们将信息服务取代宣传性的报道；我们在新闻写作上采用西方常用的具象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新闻按其重要性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就拿国家质检局前局长李长江辞职这事来说，毫无疑问这是条大新闻，是政府追查三鹿奶粉事件的问责体现。但是，政府高官因重大责任事故引咎辞职，在当时的深圳却是一个敏感话题。就在“三鹿奶粉”事件成为媒体焦点的同时，深圳龙岗一舞厅发生大火，烧死了45人，成为深圳建市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并且已经暴露出明显的管理漏洞。国务院有关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正在进行，社会上对这场大火的背景和处理也有很多猜测，这时如果高调报道李长江的辞职，势必引发更多联想，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因此，当地中文报纸处理得较为谨慎，均未将此消息放在头版，但英文《深圳日报》没有这么做，还是把李长江辞职之事做了头版头条加图片的处理。事实上，这样的处理也有利于外宣，因为这也是报纸的职责所在。像SARS（非典）期间，我们独家用两个整版的调查性报道披露了深圳某外籍教授染上SARS客死香港的详细情况，既满足了读者的知情权，也驳斥了境外的一些不实报道和离谱猜测。我们与西方同行不同的是，他们的总编辑从不管经营事务，没有广告发行方面的压力。西方报纸的经营包括广告和发行，都由社长或总裁、总经理负责，这是其“两分开”制度使然；而中国一些总编辑负责制的报社，总编辑往往要采编与经营“一肩挑”，即便下设总经理，也往往要向总编辑负责。我的工作也是这样，不仅每天关注编辑部的一举一动，确定选题、审改重要稿件，既向读者也向上面负责，还在经营方面花费大量精力，承担较大压力。我认为，长远看，我们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应当走向“两分开”的正轨。笔者：如果你是一位新闻学院院长，你会怎样培养学生？辜晓进：中国的新闻教育与实践脱离的情况比较明显。正如之前所说的，中国的媒体膨胀之后，学校老师不够用，很多新闻系的大学生刚毕业就当老师，对新闻并没有切身体验，使得新闻系毕业生到媒体后发现与实际差得太远，还需要重新培训和学习。更严重的是，很多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都忙着编写新闻学教材。一方面，学科的膨胀需要教材；另一方面，年青教师也需要通过出版教材做“立身之本”。这就导致不少教材“炒冷饭”，没有创新、缺乏见解、人云亦云，结果是误人子弟。
美国的新闻教育和实践联系比较紧，很多记者转行后到大学里教书。我在美国时，看到大部分教授来自新闻界，其中多数人至少有10年以上的新闻从业经历。如果我当新闻学院院长，一方面会多聘用富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业界骨干，另一方面则会让学生多去实践。这种实践不是到报社去待一段时间就行的，而是由学院主导，邀请业界资深记者带领学生组织专题采访并进行讲评。编辑工作也是一样，要以对开大报和四开小报为不同底板，真正将一堆素材编辑成合格的标题和新闻稿，组成合格的版面。前些年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这方面做了探索，以实战形式教育学生如何做新闻，我觉得比较好。当然，前提是老师要有水平，李希光做过新华社的记者，对新闻理论也有研究，因此他有这方面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