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媒体人如果当上了主编，基本成为新闻职业人了，改行的相对比较少，因其机会成本过高。主编虽然接触面比较广，但实际上从事商业或者走仕途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还是把新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中国媒体的主编一般具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年纪在40岁左右。在这个年纪，思维基本定型，要进行巨大的转型是比较困难的。为此，主编改行从事商业成功的概率也不会很高。因两者的差异比较大，如再差的媒体在企业或者政府面前也是比较强势的，而再强的企业也必须想尽办法提升其服务质量，讨好客户。主编如果从事商业，则往往会经历思路转变的痛苦过程。如从占社会强势地位的甲方转变成需要处处为客户着想的乙方，这种转变不是每位主编能够接受的。同时，主编日常所负责的工作排斥商业氛围，导致主编的商业感往往较差。因此，主编改行失败重回媒体的现象也不少见。中国体制内媒体的主编有机会走上仕途这条道路，但体制内媒体在国内媒体中为少数，大部分的主编并没有这个机会。因此，中国的主编工作比较稳定，改行机会比较少，但跳槽的较多。在跳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两条主线，即从知名报纸跳到杂志担任主编，从平面媒体到网络媒体担任总编辑等，这点在南方媒体主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市场化媒体主编更要有情怀 时间：2009年4月22日下午|www.aihuau.com|45 地点：北京联合国际大厦乙段8楼 人物：《中国周刊》执行社长、总编辑朱德付笔者：主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主要通过什么途径选拔上来的？朱德付：主编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度和较高的职业水准，这是一名合格主编的基本要求。体制内主编的成长都是因为工作的需要，经过组织考察，一步一个脚印提拨上来的；市场化媒体的主编大都是量才而用式的选拔。据我的观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培养出来的主编非常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广东开改革开放之先，是报纸大省。广东的报业发展水平在国内遥遥领先，出现了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三大报业集团，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随着广东报业的不断发展，广东的媒体人也纷纷走出广东，扩散到全国各地。就拿北京来说，2001年的时候我们几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散兵游勇到北京创办《京华时报》。2003年年底，《南方都市报》成建制地将人员投放到北京创办《新京报》。为此，北京的媒体江湖也渗透着浓厚的南方风格。南方的媒体能出这么多的主编与南方报业发达息息相关。南方的报业市场化程度高，加之岭南文化强调求真务实、讲究职业精神，所以能够出一大批人才。不过，从广东走出去的媒体人还主要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人，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集团的人小富即安的多，其开拓进取的精神不如南方报业集团的日报。除广东之外，媒体界的川军也是人才辈出，陕军也出了一些。南方的报人主要在一线城市办报，如北京、上海，而川军陕军主要活跃在二线城市。广东毗邻港澳，四川地处西南盆地，陕西偏于西北一隅，地缘文化的差异导致三地报人的走向大相径庭。《南方周末》是中国传媒最早的黄埔军校之一。除我之外，《南方人物周刊》主编、网易总编辑、腾讯网总编辑《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和总编辑、《城市画报》主编、《东莞时报》总编辑等都出身《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后来居上、人才辈出。当前很多有影响的报刊的主编都有南都血统。笔者：你认为主编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哪里？朱德付：主要压力还是来自于对政治的把握，“政治家办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办报原则之一；其次是市场的压力，没有市场就无所谓市场化报纸，市场是残酷无情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生就有死，有兴就有衰，这就是市场法则；再次就是队伍的压力，事在人为，绝定性的因素还是人，主编做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是否带出了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作为主编，都会有同感，就是每天都会收到报道禁令，需要“令行禁止”。我的观点是，禁令是关心，替你标出了雷场，办报毕竟不是赌运气，而是在大的原则前提下有所为有所不为。都市报需要靠信息量来取胜，而杂志的取胜点有很大的不同，像我现在做的《中国周刊》，需要靠观点取胜、靠深度取胜、靠文本取胜，让读者优雅地阅读，读后有所启发、有所提升。杂志是报纸之上的一种媒介。笔者：《京华时报》的创业团队基本走光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市场化媒体的主编往往干不长，这是为何？朱德付：市场化媒体的制度缺陷决定了有些主编最终要离开。中国所有的时政类媒体过去都是事业单位，《京华时报》《新京报》只是相对市场化的产物。这两份报纸的所有权仍然为全民所有，即事业单位。这样一来，主编的身份比较尴尬。一方面需要不断地贴近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开发市场。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管理环境下，这只能解决媒体的发展问题，解决不了个人的发展问题。市场化媒体的主编，干不好自然很快被炒鱿鱼；如果干得好，体制内的人员会认为谁都可以做好，纷纷过来摘桃子。为此，市场化媒体的主编注定是个进退两难的人物，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2001年，我们从广州到北京办《京华时报》，尚属散兵游勇。2003年，《南方都市报》成建制地派人到北京创办《新京报》，算是兵强马壮来势汹汹。大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辞职，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创始者都离开了原有岗位。我辞去《京华时报》总编辑一职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个人原因。南方媒体人和其他地方媒体人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往往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对新闻有比较强烈的职业追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得更远。总编辑要有理念，要为理想服务。即使在市场化媒体里担任总编辑，也赚不到很多钱，发财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媒体富豪并没有传统媒体人的身影，都来自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总编辑而言，心中的理想永远大于现实的利益。笔者：你觉得中国的主编有什么样的共同点？朱德付：国内有作为的媒体主编大多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使命感强。国内媒体的发展，从原先单一的党报一统天下到现在市场化媒体风起云涌，只不过用了10多年的时间。从1994年首份都市报创办到现在，只有15年时间，而媒体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过去的媒体是强势力量，因为传统媒体都是党的机关。过去的传统媒体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完全没有市场意识。那个时候的媒体人高高在上，有天然的优越感。职业给他们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如“无冕之王”的称呼。为此，那时的媒体地位是权力定位，而不是市场定位。那时的媒体人受到的是精英教育，随着媒体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这种意识已经在慢慢淡化。我认为，主编从精英意识回归到平民意识是历史的进步。我们不需要每个主编都是英雄，但需要主编有情怀。主编要有书卷气，但不要有书生气。无论做什么事情，有情怀和没有情怀，格局大不相同，事业高度也大不一样。过去传统媒体为国家机关组成部分，一旦进入到风云莫测的市场化阶段，主编不仅要有敏锐的政治把握能力，还要有很强的业务管理能力和准确把握市场变化的能力。过去的主编只要做到领导满意就行，现在更讲求读者满意、市场认可。笔者：你在2008年辞职之后，朱学东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媒体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更多的是平庸。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朱德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融入到世界之中，人们的视野不断放宽。过去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就能够名扬天下，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产品极度匮乏，所以会产生一鸣惊人的巨大影响力。而在当今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极为丰富的时代，一夜成名已属痴人说梦。我认为，这才说明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正常的时代，从英雄时代走向现实的世俗时代，这是社会的伟大进步。过去的两报一刊，一言兴邦，其影响力超强；现在则没有媒体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现在的媒体众多，民众表达意见的途径很多，没有哪家媒体能够垄断所有的声音。在选择对象多，大家能够相对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时，自然不需要英雄前来拯救大家。 笔者：现在主编流动比较频繁，他们辞职之后一般是去做什么？朱德付：大多数的主编辞职之后还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只不过转移了一个阵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仍然和传播有关。虽然主编的流动比较频繁，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有选择则意味着幸福。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想走走不了，没有选择的生活最为痛苦。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媒体生态圈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大量媒体的创刊，媒体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收益和尊重。为此，虽然不得不辞职的情况对很多主编来说是个悲剧，但从时代来看是值得欣慰的。至少现在的媒体人能够做到说走就走，有流动的自由。笔者：你觉得体制内外媒体有什么样的差异性？朱德付：我参加工作25年，直到2009年之前一直是体制内的在编干部。我先后在党的市委机关报、省委机关报、中央机关报工作过，这在全国新闻战线是绝无仅有的。当前，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基本都是体制的产儿，当然，互联网除外，门户网站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产物。体制内外的媒体，除了从事人员身份有所不同外，在我看来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当前，党和国家正在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随着文化产业改革的深入，体制内外的人为堡垒必将进一步被打破。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仅要看GDP的规模，更要看文化软实力的厚度。“中国制造”并不能体现我国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创造”才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为此，我国应该在文化体制上不断地进行深入改革，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影响世界。笔者：我想你和很多国外的主编有过交流，你觉得中外主编有什么样的差异性？朱德付：除了母语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差异性。从报纸的形态、技术层面来看，中国的报纸和国外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有些方面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国家的媒体。要说有差异性，则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上。中国人其实很聪明的，我相信如果放开文化产业，中国人可以做得很好，中国的主编绝对不比国外的主编差。就拿国产电视剧来说，制播分离后，国产电视剧的水平就不一样了，的确很棒，让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