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的最后十年，经济世界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紧跟着是20年稳定的经济增长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秩序变得动荡起来。突然出现的加速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长期性和周期性失业、破产、持续紧缩的利率、能源危机、交通、食品供应、福利、城市以及银行业问题与麻烦不断的扩张时期交织在一起。二战后曾很好地为人们服务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组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失灵了。原来的政策组合就是将当时广为接受的理论运用于同期的经济体系中，而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政策组合。尽管诸如个人安全、诚信、美德等重大问题都已经超越了纯经济范畴，但本书仍要将焦点集中于研究如何使经济稳定。把问题看得简单一点儿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工作机会，经济能给所有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自我价值实现感，那么很多社会问题就会回到易于管理的程度。
经济运行状况不佳表明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在这样一个时代，制定任何成功的变革方案都必须首先对现存制度中经济进程运行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决定了产生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制度和习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经济理论也是如此。经济理论是创造性想象力的产物，它的概念和理论构造都是人类思想的结晶。经济理论并没有直观地展现国民收入到底是什么，而只是将各种现象和元素串成一些数字；需求曲线也没有摆在销售商和顾客面前；只有在承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理论中，人们才能感觉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经济行为的方式。不幸的是，那些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讲授的经济理论，作为过去30年中经济界人士和学生必备的知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却有着严重的缺陷。这些政策结论是从传统的理论经济学模型中推导而来的，不能用来对经济中的政策进行系统而明确的阐述。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尤其是那些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展起来的高等数学理论，能够证明具有抽象定义的交换机制可以得到一种虽不是最优但却能保持连贯性的结果。 然而，这些数学结果都是从抽象的数学模型推导而来的。这些模型确实没有考虑时期、货币、不确定性、资本资产融资和投资等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假设那些抽象出理论的要素是重要的而且有实质意义，如果融资关系和融资机构显著影响经济事件的进程，那么已有的经济理论并不能为以下主张提供支撑——这类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连贯的结果。事实上，“华尔街”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它们能给经济产生不稳定力量，有时候经济中的融资进程对金融和经济稳定性会产生严重威胁，也就使经济行为变得不连贯。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保持良好运行约二十年后，按照标准理论来衡量，经济开始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运行。从1966年信用危机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其他的发生在1970年，1974—1975年，1979－1980年和1982－1983年)，一次比一次严重。官员和貌似权威的人士对经济周期的反应是，抵制源于约翰8226;梅纳德8226;凯恩斯著作的宏观经济理论，转而追捧那些大概可靠和真实的微观经济理论的传统分析。然而实际情况是，经济体正在按照凯恩斯理论所描述的方式运行，这个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拥有一个脆弱的金融结构，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加以维持。当前经济理论的错误在于，它们从根本上误读了凯恩斯的著作。 误读的后果是形成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理论，把那些不希望出现的事件看作外部力量导致的后果(如石油危机)，而不是看做经济内生决定的，这种理论可以满足政客们寻找替罪羊的需要，但却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现存经济学的主流部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兼有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有着一流的逻辑结构，但它不能解释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体中为何会出现金融危机，以及为什么某一时期的经济更容易出现危机，而另一时期则不会。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的如此明显的经济不稳定性，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本质所导致的，这种金融体系是在二战后若干年中金融关系和金融机构不断积累的变化中形成的。那些由于经济良好运行而产生的不经意的和不易引人关注的金融关系的变化和投机性融资，已经使基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经验形成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失效。还没有一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能够重新建立和维持那段时期良好的经济状况。如果我们想重新获得那种良好的境况，就需要进行基本制度变革，这与罗斯福政府前六年的基础性改革相似。改革要获得成功，就有必要强调以下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能让人们理解当前经济表现出如此显著不稳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