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美国政府几乎不参与生产，也不直接提供任何服务，但是它规模非常之大。与其他国家政府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既不拥有也不经营铁路、电力和电话系统，而且也不为大众医疗服务埋单。除了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些核电站和邮局系统遗留下来的业务，就很难想起大政府还有其他参与生产的方式。尽管美国政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管理并经营着造船厂和兵器厂，但是现在已经放手了；军品购买现在都是采用与表面看来是私人企业的公司签订合同的形式。为了理解我们的政府有多大，需要将政府的支出分成四个部分：(1)政府就业和政府生产支出(比如，过去的兵工厂、邮局服务和军费中的人员经费支出)；(2)政府采购支出[比如，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为飞机和导弹签订的合同、来自像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这样的智囊团的文件，或者因修建高速公路而订立的合同]；(3)转移支付[比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4)政府债务利息。在最近几年，使政府变“大”的原因并不是政府就业支出和除了军费之外的政府采购支出增加，这个“大”体现在总需求、资金流量和投资组合效应上。政府现在变得比以前“大”主要是因为军费支出、转移支付计划和国家债务的成本增加了。转移支付计划在二战之后成为政府支出的最大组成部分，政府支出的周期性影响主要取决于政府转移支付的影响。一般的交易都是双向的，但转移支付却是一种单向交易。在一项转移支付中，一个单位收到现金或者物品和以实物支付的服务，而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交换。接受转移支付的人必须要符合有一个未成年孩子的条件。接受转移支付的单位并没有为生产过程提供投入。由于转移支付接受者没有创造产出，因此转移支付收入不计入GNP中，尽管它们属于消费者可支配(税后)收入的一部分。如果某人因生产“有用”产品而获得收入，那么不管数量有多少，大概可以说他在产出池中有所投入，尽管其收入又意味着他从中拿走了一部分。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一个生产单位为其员工和所有者融资而产生的市场价值，不会大于在任何没有陷入财务困境的时期生产单位的销售收入超出投入成本的部分。销售额超过非劳动投入成本的那部分一般都是通过生产厂家的工人和投资者进行融资，这部分要从经济的产出中予以扣除。如果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看做一个水壶，那么生产参与者能从这个水壶中拿走多少取决于他们放进去多少。 转移支付作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并没有发生实际的交换活动。有一句最常见的话：公平交易并非强取豪夺。这句话可以应用于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但却不适用于从转移支付中所获得的收入。如今，绝大部分人们获取收入的权利来自于法律、道德的或者制度惯例，而不是通过现在或者过去作出的显著贡献来决定。一位参加失业保险的工人在对当前产出没有贡献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收入。如果这位工人从失业救济中和公共事业振兴署的(Work Projection Administration)之类的救济计划中获得相同数额的收入，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对GNP的贡献与自己获得的收入相等。如果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产出是有效的(useful)并且已经被出售，那么对失业者的公共事业振兴署的类救济不及失业保险那样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产出有效(useful)，那么即使它不在市场上出售，对于那些发现该产出有效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贡献；而且，可以假设，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支出中被税收或者使用者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抵消的部分可以计入GNP中。国防合同中的军备支出和收入属于收入，不属于当前的有效产出，并且至少与转移支付一样容易引发通货膨胀。|www.aihuau.com|13在过去几年中，由于政府支出中转移支付比重越来越高，这种大量政府支出直接影响可支配收入，而对就业和GNP没有任何影响。当然，其中也涉及度量方法和定义有所区别。例如，如果联邦政府在雇用医生和护士上的支出与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上的花费相同，那么这种医疗保健支出则不属于转移支付，而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从1974年第二季度到1975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停止大幅下滑，以及在1975年的春夏又开始迅速复苏，大政府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大政府的作用下，国民收入的下降才自动导致了大量的政府赤字。要想理解大政府是如何阻止经济自由下滑的，就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赤字对经济的不同影响：收入和就业效应，它们主要通过政府对商品、服务和劳动的需求起作用；预算效应，这主要通过部门盈余或赤字起作用；投资组合效应，这则是因为在一个投资组合中必须有为了消除赤字而进行融资的金融工具。第一个影响是大家所熟悉的，并且在GNP的计算公式中都进行了说明。第二个和第三个影响则经常被忽略，然而，它们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经济既是一个创造收入的系统又是一个收入分配系统，而且这个系统非常复杂、相互依存，是一个精密的金融体系。 分清这些不同因素之后才能发现，大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远比标准理论所允许的要大得多、深入得多。标准理论忽略了政府赤字中的资金流量和投资组合含义。标准理论仅仅关注政府支出的直接和次生影响，包括转移支付和对总需求征收的税额。经过扩展后的理论则不仅考虑了其他部门为了偿还债务所需要的现金流，还考虑了金融动荡后投资组合中安全资产之需要。
1975年冬天，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有了逆转，那是因为联邦政府对经济下滑的第一反应就是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长期利益和成本。因此，凯恩斯核心理论——政府支出增加和税收减免，如果实施的程度足够的话，将能阻止经济的下滑——的实质在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中就已经得到了最终的诠释。1975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有关制止经济大幅下滑而导致的巨额政府赤字，而是关于不同方法和角度的效率问题，以及与相关政策策略相联系的后续影响。假定大政府赤字的效果得到了证明，那么被忽略了的政策问题就真正成为结构影响和政府行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一旦政府的力量足够大，它就必须既关注总需求，又关注为谁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什么这些问题。里根为了减少政府支出(包括国防支出、支援性支出和利息支出)所作出的努力，如果成功了或者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将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更加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境地。大政府的影响在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和1983—1984年的复苏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以下将阐述大政府的力量和导致不稳定的大规模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