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龙电竞之路第三章 《纽交所之王》第三章通向巅峰之路之纽交所的新领头人



格拉索之前遭遇打击一直是因为他的脾气大以及不够成熟。而这时的格拉索与以前相比,变得圆滑了很多,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而且更加富于心计。拳王阿里在与福尔曼一战中表现出来的耐心成了格拉索的指导原则。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立刻将唐纳森赶出纽交所,但是经过4年的努力,他一砖一瓦地为唐纳森铺好了下台的路。实际上,唐纳森的倒台也是他自掘坟墓:他要求更多的钱,但是又将每项重要任务都交给格拉索。在这个过程中,格拉索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姿态:他不再是一个想统治全世界的毛头小孩。在董事会会议中,他表现得非常自信,信心十足。他增加了露面的机会,成了纽交所的对外喉舌。纽交所的公关人员过去经常为格拉索准备长篇演讲稿,让他可以对影响纽交所的事务全盘掌握。但现在格拉索已经抛开了这些演讲稿。“我不会谈论我不知道的事,”他说,“而当我了解了某件事时,我也不需要提示。”

纽交所董事会对唐纳森领导才能以及管理风格的不满是杰弗里•海曼备忘录的主题,海曼来自休伊特协会(Hewitt Associates),他是一名与纽交所长期合作的薪酬顾问。备忘录的内容是唐纳森提出要求得到“实质性的更高水平的薪酬”,但他的这一要求却遭到一些董事的反对。唐纳森的年薪大概为200万美元,但他认为应该得到与费伦当年持平的薪酬,据纽交所的知情人士透露,当年费伦的年薪接近600万美元。

但是备忘录的内容并不只这些,它还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唐纳森的许多缺点,它们都隐藏在他辉煌简历的后面:“一些有关唐纳森的评价(我从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那里听来的)认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华尔街对他的评价是他缺乏政治领悟力(这让人很吃惊,因为他曾是政府部门的高官),还认为他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迫使其他人顺从他的意愿。尽管我没有亲自发现这些缺点,但根据上面的这些说法,唐纳森缺少吸引力(原文如此)的形象开始在我的大脑中浮现。”

如海曼备忘录指出的那样,那些“缺少吸引力”的性格已经清楚地表明,唐纳森在纽交所的未来已经岌岌可危。“他并不了解人们对他加薪要求的反对程度,他也完全不了解每个薪酬委员会成员对他的要求的了解程度,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些委员会成员对他这一举动的敌意。”海曼在备忘录中说,唐纳森希望绕开整个薪酬委员会,将他加薪的议案直接提交给委员会主席、固特异公司CEO斯坦利•高特。“我认为唐纳森简直疯了。”海曼在备忘录中继续说,“他顽固的性格以及缺乏技巧的处事方式实际上可能会让更多的董事会成员站到他的对立面。这可能会让他寻求在1995年后续约的打算变得不切实际。”

罗伯特•齐托是董事会之外第一个意识到唐纳森在纽交所时日无多的人。齐托是唐纳森的公关主管,但他的心却向着格拉索。他与格拉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识,那时他进入纽交所担任公关以及市场部负责人。1990年,他曾离开纽交所,在索尼投资集团担任公关和市场部副总裁。现在他重新回到纽交所,执掌“俱乐部”的公关部。他直接向唐纳森报告工作,但是纽交所内外的传言称,齐托称呼格拉索为“老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这恰恰是齐托想要看到的。齐托与格拉索站到一起时,便会形成一对非常怪异的组合。格拉索个子矮小,秃头,戴眼镜;而齐托个头高大,一头浓密的金发,头顶上做了造型,有点像意大利裔美国歌手罗德•斯图尔特。但是两人对纽交所却有着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纳斯达克声望日升的情况下,纽交所的品牌却在唐纳森领导下被浪费甚至被糟蹋了。

在华尔街,要求纽交所作出改变的声音越来越响亮。1994年年中,华尔街上的同僚联系了格拉索,表露了他们希望唐纳森出局的心声。格拉索要他们立刻做好准备,因为“打倒唐纳森运动”已经箭在弦上。1994年早些时候,丹•塔利似乎已经说服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在1995年之后不再与唐纳森续约;当他的任期结束时,由格拉索接任CEO。从内部政治上看,形势已经很危急;纽交所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领导人,大多数领导人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不过,即使自己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唐纳森似乎仍要坚持下去,而且他对多个董事会成员发出警告称,他希望能够续签合约。一开始,董事会的态度并不明朗,但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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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年中的一天下午,格拉索对齐托说:“你将会接到唐纳森打来的电话。他妻子去世,需要得到帮助和安慰。”

齐托对唐纳森的私生活了解得并不多,因此格拉索给他提供了一些细节情况,比如唐纳森与简•莫里森的婚外情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齐托自己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唐纳森的妻子埃文•伯格身体一直很好—直到差不多一周前,她突然晕倒,并在星期四的晚上去世。唐纳森很快将她火葬。根据格拉索和其他人的回忆,在埃文去世不到一个星期,唐纳森回到纽交所,出席一个在董事会开会前举办的晚餐会,出席的都是纽交所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出于关心,洛丽•格拉索走到唐纳森身旁,非常直接地问他:“你还好吧?你确定要出席这个晚餐会吗?”唐纳森说他还好。实际上,他似乎非常期待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洛丽•格拉索对唐纳森轻松的态度感到困惑不已,而且不止她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各种流言—肮脏的、恶毒的,甚至下流的、漏洞百出的流言像野火一样飞速地传播开来,在交易大厅里尤为“猖獗”。交易员们对唐纳森刚刚经历一场悲剧但却表现得如此轻松感到非常不解。有些人甚至怀疑唐纳森是不是跟他妻子的死有关。这些交易员说,否则为什么在她死后立刻将她的遗体火化呢?当格拉索听到这些流言后,他嗤之以鼻,对齐托说:“一派胡言。”但是齐托认为“它确实也提示了我们人们是怎么看他的”。

埃文•伯格•唐纳森的葬礼在曼哈顿东部第五大街一座壮丽的教堂里举行。葬礼的规模符合了唐纳森夫人在曼哈顿富人社区中的身份,大约2 000人出席了精心准备的仪式。格拉索注意到,豪华车队一直排到教堂门口,穿着极为时髦的男男女女在司仪的引导下进入教堂吊唁。大部分时间里,葬礼与平常的仪式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是一个肃穆的日子,人们怀念埃文的一生,她拥有众多朋友,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纽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格拉索一直非常崇敬埃文,她聪明、优雅,有一颗慈爱的心。

格拉索对唐纳森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尽管他认为由于婚外情事件,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较紧张。但是当唐纳森的孩子们走上讲台诉说自己的哀思时,对台下的许多人来说,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似乎更加紧张了。出席葬礼的人回忆说,唐纳森的女儿发言时声泪俱下,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和愤怒;唐纳森则在台下羞愧而尴尬地坐着。格拉索与许多人一样,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而齐托,前任索尼娱乐的宣传喉舌回忆说,当时他在教堂的后面对一个同事说:“我还以为我退出了娱乐业。”

但是当轮到唐纳森的儿子马特发言的时候,情形变得更为怪异了。他在发言里谈到了母亲的最后时刻以及他和父亲前去探望的情形。他们问埃文对家人最后共度的几年时光有什么想说。根据格拉索以及其他几个在现场的人回忆,马特当时说,母亲当时已经昏迷不醒,他请求母亲“原谅我和爸爸给你带来的所有麻烦”。他对台下的人说,当时母亲已经不能讲话,但她对他的话确实作出了回应—“她拉了小便!”

马特在一次专访中证实自己确实发表过那样的声明,但他说自己的评价并不是批评父亲,而是想解释“我与母亲的关系”。唐纳森的女儿金说,她当时对母亲的死可能是感到非常愤怒,但她“在演讲中表露出来的愤怒不是针对我父亲的”。不管真正的说法是什么,齐托说,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华尔街日报》一个记者打来的电话,记者似乎对葬礼上发生的事有一些想法,更重要的是,他对唐纳森的私生活更加有兴趣。当记者飞快地描述肮脏、下流的细节时,齐托一直保持着克制。“你要这样报道?”他问道。记者回答说,是的,但他首先想得到唐纳森的回应。齐托对记者说将再次联络他。“我他妈的该做些什么?”齐托问格拉索。尽管格拉索知道如何处理纽交所的任何一个危机,但他却不想被卷进这场风波,“你应该找唐纳森谈谈。”

根据齐托的回忆,唐纳森建议的传言全盘否定。齐托说根据他对那个记者的了解以及当时的情形,这个方法不会起作用。齐托建议不如与《华尔街日报》做一个交易:给报纸提供一个有关纽交所的内幕故事,作为不报道唐纳森私生活的交换。他对唐纳森说,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故事就是正在流言四起的交易大厅里传播的一个故事,它甚至被《纽约时报》的记者写成了报道:格拉索正在准备接替唐纳森。

唐纳森刚开始时未作任何反应,他静静地听着,思索齐托所说的话。齐托估计唐纳森仍在想与纽交所续约。换句话说,要消除对自己私生活的报道,他就得失去留任纽交所主席的机会。“我会再联系你。”唐纳森说。

几天之后,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电话铃响的时候,齐托正在家里。“我是比尔。”唐纳森说,“(跟报纸)做交易吧。”

今天,唐纳森说他不记得当时跟齐托有过这样的对话,并且说,不管有没有发生葬礼上的事情,他都没有打算在1995年6月任期满时,将自己的合约延长超过6个月的时间。而其他一些人则对他的这个说法表示质疑,称他当时的确想在纽交所待得更久。但有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华尔街日报》以及《纽约时报》刊登的报道:唐纳森如何准备将权力移交给格拉索的内幕故事。唐纳森暂时避免了私生活被曝光的危险,齐托也因为娴熟的转移战术赢得了名声。在董事会中,批评唐纳森批得最厉害的塔利和伯纳德•马库斯(家得宝投资集团的共同创始人)的身边多了更多的支持者,其他一些董事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都对唐纳森希望加薪的要求、他的工作品德以及他的私生活感到越来越失望。

纽交所薪酬委员会主席斯坦利•高特将唐纳森下台一事变得非常简单。高特住在俄亥俄州,但一天下午他亲自来到纽约,召集唐纳森和格拉索讨论纽交所未来的领导人选。格拉索之前通过在董事会的消息人士知道主席一职非他莫属—当然,除非他在这次会议中说一些愚蠢的话。他要确保自己的行为处于最佳状态。

三人落座后,高特问格拉索将来应该由谁来领导纽交所。这次,格拉索不再直接以离开纽交所作为要挟,而是明确表明,他已经做好担任更高职务的准备,不是在纽交所,就是在别的地方。“斯坦利,”他说,“我与比尔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如果董事会不愿意与比尔合作下去,我很乐意担任主席,或者协助你们推选出新的主席,直到平稳交接之后(再离开)。”

高特对格拉索和唐纳森表达了谢意,但很显然,董事会非常害怕失去格拉索。10月中旬,塔利提出建议:任命格拉索为主席及CEO。无须调查委员会做背景调查,无须故意提供其他候选人的名单以供媒体以及公众的评判。只把格拉索推到台前,让大家投票定夺。

董事会同意了塔利的提议,而且一致通过。唐纳森走进格拉索的办公室,向他表示祝贺,并提议两人一起敲响收市钟。收市钟敲响后,格拉索在交易大厅发表了讲话,赢得非常热烈的掌声,而唐纳森在他身边静静地站着。唐纳森最终被“扫地出门”,但获得了300万美元的离任补偿。1995年底,唐纳森与简8226;莫里森结婚,而且随后出任保险业巨头安泰集团(Aetna)的主席。在安泰度过18个月任期并且套现了一些优先认股权后,他的个人资产据估计增长了1.5亿美元。

斯坦利8226;高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可能认为唐纳森配不上他开出的价,但他们知道格拉索配得上。随着IPO、科技投资集团的增加以及新兴投资者涌入市场,华尔街一片繁荣,董事会担心纽交所难以阻挡有才能的员工流向机会更好的地方。高特的解决方法是:让这些人觉得留下来更为容易。根据一次董事会会议记录,“如果这个机构要延续成功,”高特说,“我们将需要为交易所配备薪酬委员会所说的‘世界级的人才’。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我们必须与世界级的机构直接竞争、争夺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

高特在讲话中,还描述了一项新的薪酬计划:这项计划由纽交所以外的顾问拟订,其中,纽交所高管的工资将与他们的表现挂钩,等级划分以及薪酬水平参照华尔街其他投资集团,如高盛投资集团和美林投资集团的相似职位。高层官员还可以将其收入存入一系列的退休金账户,这些账户的利率固定,很像以前投资集团的养老基金。

但是纽交所还说不上是一个大投资集团—它的收入仅有5 000万美元,利润大概为4 000万美元,员工人数不足1 500人(不包括场内交易员),但是格拉索以及他的团队却要按照华尔街顶级经理的水平来支付薪水。格拉索担任主席第一年的薪水为216万美元,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提升。他之前勉强能挣100万美元,而且更为丰厚的薪酬还在后头,这还不包括保持挂牌业务以及指令流流入而发放的奖金。

与此同时,格拉索也准备好挣到每一分钱。他经常用费伦告诉他的一句话来提醒人们:“你只有从外面看进来,才能真正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伟大。”在费伦看来,竞争对手来来去去,但是纽交所的品牌在华尔街乃至全美国企业界将一直屹立不衰。这个品牌的创建已经花了200年,只有让合适的人来掌管,这个品牌才能够抵御任何威胁。格拉索也坚信纽交所的品牌最终落到了一个“伯乐”手中,现在他正铆足劲准备与哈迪曼及其电脑大战一场。他向自己的职员保证,“他们将一败涂地。”因为他终于成了“俱乐部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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