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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饥渴——生物科技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生物科技的议题一直以来都是错综复杂的。在那里，农业产量和食品供应是人们所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挑战。食品危机，譬如最近发生的价格上涨问题，引发了对于发展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例如，我们可以以非洲亚撒哈拉为例。在那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们居住在农村地带，以农业维生。三分之一的人们缺乏足够的营养。降雨时多时少，许多田地根本没有得到过灌溉，劳力稀缺，基本上不存在机械化，肥料代价昂贵，而可接触到的市场也是毫不稳定，非常低效。由于这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因素，非洲的食品生产与人口的增长速度步调非常不一致。谷物产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从1960年到2000年的40年间，谷物产量基本上翻了一番，但是90%的增长需要归功于对那些不曾种植过的土地的开垦。在同一时期，人口却增长了三倍，接近了7亿。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要想降低营养不良的范围就需要一系列的组合式改变：需要接触到高质量的可以支付得起同时又能在当地环境下生长的种子；给农民提供信用可以购买肥料；大量可以接触到的水源；稳固的政治环境；以及分销和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随着中国、印度和日本开始大量购置外国耕地——不仅仅是乌干达和苏丹这样一些非洲国家，而且还包括巴西、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和巴基斯坦——来进行自己的海外食品生产，获取足够的耕地变成了头等大事。生物科技在提高食品生产的努力中扮演了一个正面的角色，但是生物科技革新的头二十年给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穷苦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显著。有一些生物科技的新发明本可以大大有利于非洲的农民，但是它们至今仍然被束之高阁。例如，在非洲，生存着一种称得上是“天才式的寄生杂草”，它们能够将一种皮下注射式的针管在地底下伸入玉米和高粱的根部，吸光所有的水分和营养成分。由于这种名为“Striga”的杂草，非洲小农场里上百万农民的农作物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一家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曾经针对这种杂草研制出了一种生物技术对抗产品，但是由于非洲自己既没有足够的发展这种产品的科学设施，同时也没有购买它们的能力，因此这种产品从来就没能到达非洲农民手中。只是最近洛克菲勒和盖茨基金会给非洲提供了足够的投资，才终于研发出了抵御这种杂草的产品，并最终让所有非洲农民得益。与之相同的是，欧洲的研究人员对香蕉农作物进行大力研究后改变了香蕉的基因组，从而生长出巨大的香蕉叶子能够抵御香蕉叶斑病这种对香蕉来说极为致命的真菌病害，但是这种防病害药剂却在比利时的实验室坐了长达十年的冷板凳。|www.aihuau.com|47说到非洲的饥馑危机，转基因种子倒并不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非洲人一向以来就意识到，单纯依赖一种生物技术解决方案或者转基因神奇农作物来完全解决非洲的食品短缺问题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非洲的农业专家们也同时认为，对于某些问题来说，转基因农作物可能能够提供最合适的长期适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继续以水稻为例。在亚洲，那里比非洲有着更多可用的水资源(至少在目前看来)，因此绝大多数的水稻是生长在水田里的。这之间的主要原因倒并不是说水稻天生喜欢在静水中生长，而是因为大多数的杂草在静水中是很难存活的，这也就相应地阻挡住了杂草对水稻的侵害。但是，除了已经得到灌溉的苏丹沙漠地区和莫桑比克的平原地区，在非洲的大多数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雨量，农民无法给田地浇灌上足够的水，即使他们能够这么做，他们也不是很情愿，因为这些静水会成为导致霍乱传播的蚊虫的滋生地。因此他们就需要人工拔除杂草，通常是妇女和儿童从事这些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的教育和健康。但是，在那些艾滋病泛滥的社区，人工都变得非常稀有，那么种植能够抵御病虫害的转基因农作物就可能是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许多非洲国家，如肯尼亚、乌干达、津巴布韦、埃及和南非的政府，已经通过各方验证认识到了生物科技所蕴含着的潜在价值，因此开始逐步增大它们对于农业研究的投资力度。尽管直到现在，农业研究投资总量只占了非洲所有支出的不到4%，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最近都同意要把这个比例提升到10%。在这些新投资中，生物科技显然是其中的重心。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尼亚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似乎最终会通过一个生物安全法案，这可以说是走出了推广转基因农作物的关键一步。乌干达的研究人员最近在甜椒身上发现了一种基因，可以有效地对付香蕉细菌性枯萎病。很多农作物，包括玉米、香蕉、大麦、木薯和土豆，都正在进行转基因研究，从而使得它们能够有效地抵御害虫、黑死病和干旱。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科学家们正在研制一种能够抵御干旱和耐盐的新品种大麦。在南非，农民们已经开始种植转基因高粱，同时还在研发一种转基因土豆，能够有效抵御住贪婪的马铃薯块茎蛾。非洲以外的世界多年来对于非洲所遭遇的食品安全挑战不顾不问，不过最近也开始关注起来。可惜的是，对于非洲大陆的国际援助尽管在总体上有所上升，但是大多数都是紧急情况下的人道援助。仅2007年一年，超过30%的援助都是紧急援助，包括直接的食品援助，而只有4%是拨给了农业发展，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数字则高达26%。现在终于有更多的公共资金开始投资到非洲的农业中去。在2008年，盖茨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成立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到2009年早期，AGRA将投资5亿多美金用于种子、耕地改良、灌溉、提高与市场的接触能力和向农民提供更为广泛的援助服务。这一计划还包括了一些公共与私有之间的合作关系来开发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组织承诺会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赞助各种形式的生物科技研发，包括传统的杂交手段，通过杂交来摆脱那些有害无利的农作物特性，并希望最终能包括转基因研究。这一计划还包括培训非洲的技术人员，与他们分享那些无需专利费的生物科技原材料和知识，从而能够自主开发全新的农作物新品种。盖茨赞助的除了转基因的黄金水稻外，还包括转基因木薯、高粱和香蕉，这种香蕉是由乌干达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联合研制而成的。但是，这些不断涌入的赞助也招致了不少反面的意见。盖茨踏足南半球的举动受到了环保组织和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冷嘲热讽，它们认为这个基金会是代表农业综合企业的一匹打前站的掩护马。它们担心那些大型企业会通过控制种子和化肥来掌控整个非洲农业，最终使得原先就富裕的农场主更为得益，而那些穷苦的农产品生产商则深陷在债务中不能脱身。它们最为担忧的就是到最后，所有的小农场会被那些大型工业化农场所吞并，很多人会为此而丧失自己的生存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大陆的农业实践的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会种植些什么，它们是如何种植的，是谁在种植，是谁在加工，又是谁在销售，以及非洲的消费者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肯尼亚政治专栏作家穆卡姆8226;瓦古吉是这么评论盖茨基金会的工作的。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努力推动非洲快速采纳全新的技术。哈佛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专业肯尼亚裔教授卡勒斯托8226;乌玛则激烈地反驳说，生物科技是“具有充分的意义的”(包括细胞培养、基因标记辅助选择和转基因农作物)，对于非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有其他一些人指出，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改变基因来研发新农作物，需要负起一定的伦理责任。事实上，因为使用转基因农作物所可能带来的危害，从而对其进行严格的安全及环境方面的监管，对这些监管进行公正的评估与对不采用这些转基因产品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考量，这两方面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