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没有哪种语言会像中文这样，私人信件与官方文件或公文之间的风格相距如此遥远。后者的语言表达方式简单明了，避免夸饰，力求清晰有力；前者则矫揉造作，充斥着俗套的典故，迂腐不堪，毫不文雅。对于西方人来说，书信写作就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私人信件通常形式自由，声情并茂，妙趣横生；恰恰相反，公牍文书往往刻板无趣。因此，西方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既条理清晰又生动有趣，有时候会采用书信体写作。帕斯卡就是采用书信的形式，把喜剧的优雅和幽默融合到对问题的讨论当中，斯威夫特和朱尼厄斯也用同样的武器来严厉地抨击政府。中国人却非如此，尽管有时候他们不得不通过书信来讨论严肃的话题，尽管他们先哲的某些教义是以书信方式得以流传的，但现代的中国人却绝不会想到用书信体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而往往会用现代命题散文的方式来讨论严肃的话题。有创见的人把八股文斥为极端无用，但他们决不会谴责传统的书信风格。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维系友谊或洽谈生意的信件都是出自社会需求，而人们认为文藻修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可使书信避免流于粗俗。在朋友之间的信件往来中，开头那几段通常是高调的套话，或真或假，而且这种开场白中的虚情假意往往会一直延续到信的末尾。对于西方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了，因而也根本提不起他们想去学习的兴致。假如一封信中提到了任何重要的事情，在大部分情况下，外国读者若得不到本地老师的帮助，他就只能靠自己用排除法来连猜带蒙了，也就是把所有看不懂的繁文缛节全都忽略不计。但是这样做不仅没有学者风度，而且也限制了书信体的使用，并使学者与这种最能体现个性和社会生活的文学类型绝缘（情愿不去碰书信的人其实不配称做学者）。想要掌握书信体写作的人会发现有众多大小名人的私人文集可供借鉴。如果这些文集是出自某位有才华的女性之笔，而且如果中国高雅文学经典能允许女子像西方女性那样手书日常言谈（语言本身并没有错）的话，那就恰好引证了一句奇特而古老的箴言：“嘴唇的甜美增长见识。”可惜中国没有塞维尼侯爵夫人①，后者能用美妙的闲谈琐语使转瞬即逝的宫廷生活情节沾上永恒的露珠，使本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变得珍贵无比，就像琥珀对于它所包裹的昆虫那样；中国也没有沃特利，她在谈论文学和爱情时也同样魅力无比；中国更没有达夫．戈登夫人，此人以她的才华和实干，使我们都迷上了船上人生和贝都因人②。……|www.aihuau.com|47另一部与之齐名，但年代稍晚的书信集是《小仓山房尺牍》，或称《随园尺牍》。作者袁枚乃浙江人氏，乾隆年间在国子监任职。辞官后，他隐退南京，舞文弄墨，潜心学问，三十年不曾问政。袁枚主要是一位授业的文学大师，弟子分散在各地。因此，他并非是在学堂面对面地向他们授业解惑，而是通过鸿雁往来。所以他不仅留下了供后人模仿的范文，而且为学、为师都堪称楷模，令人称道但鲜有人效仿。袁枚诗才横溢，有趣的是，他教过许多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家的小姐如何赋诗，经常在各地巡回往来。但这个难得的例子并不能说明中国不缺乏女子教育，而恰恰是证明了缺乏女子教育的观点。
有许多作品都起了《尺牍》的书名，都是特地为了教人如何写信而编纂的，其功能也只限于为这个目的提供了范文。我可以提及《砚池墨谈》（Yen chi mu tan）、《海上鸿泥》（Hai shang hung ni）、《六卿集》（Liu ch‘ing chi）等书名，但它们几乎都没有额外的历史价值。然而，本文最想引起读者注意的其实是更新近刊印的一本书信集。几年前，北京刊行了薄薄四卷本的《滋园粤游尺牍》⑥，里面收录了刘家柱的一组书信。此书书名不见经传，自然也没多大影响。而作者刘氏或许就像霍桑在其一部早期作品中所做的那样，自诩为全中国最默默无闻的作家之一。他是湖南人，但在广东巡抚衙门里长期供职，属于实际做事，以便上司能尽享官场荣华富贵的无名师爷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