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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反对说，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祭祖通过使人们模仿过去来束缚进步的趋势中就足以明了了，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效果并不是必然的。中国的保守主义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而且现在这一代人可以怀感激的态度来承认他们对于过去的义务，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处于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擎天柱的最高层。在利顿勋爵⑥颇具教育意义的浪漫传奇小说《未来的种族》一书中，我们得知具有先进思想的弗里利亚人仍然尊崇地保留着他们尚未长成人类形状的先祖肖像。采纳这样一个祭祖制度的问题是有别于将它从充满祝福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这一问题的。它是否仅仅是许多异教的众多形态之一，即无论它们在混沌时期如何促进过伦理道德的形成，但是在基督教的时代必须被认为是起到了纯粹的阻碍作用；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它具有某些永久性善的因素、在改变整个民族信仰的同时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事实上，所有的传教士团体都采纳了前一种观点，只有那些最初将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的耶稣会士们除外。由于传教士们观察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即孝悌已经发展成了偶像崇拜，神主牌位转化为偶像崇拜的对象，所以他们已经向整个系统宣战。我承认，在发现耶稣会士们容忍传统的祭祖仪式，而多明我会士们、方济各会士们、东正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们竭力反对这些仪式时，确实是令人困惑的。但是我不能使自己相信后者全都是正确的，或者说前者是完全错误的。倘若耶稣会士们的政策受到教皇的批准，罗马教廷的追随者们可能会避免中国政府对于传教士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迫害，并且很可能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会被来自欧洲的基督教所取代。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事物能唤起过中国人对于基督教如此强烈的反对，当他们发现它对祭祖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立场。教皇把天主教推入如此境地的决定使我们回想起一位撒克逊传教士对于弗里斯兰国王拉德勃德的不幸回答。国王的一只脚已经放在洗礼盆中，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他问这位传教士：他该想象自己的祖先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回答是“在地狱”。“那我得跟祖先们在一起，”国王喊道，同时缩回脚，拒绝了基督教的洗礼。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即将接受基督教时也被类似的动机所阻止。我承认，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然而考虑到我们对于真理和正义所承担的所有义务，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将它们置于这个残酷的两难境地之中。如上所述，祭祖中所涉及的偶像崇拜因素只不过是一种赘生物，并不是整个系统的本质。为何不把它们削减掉，并且保留这种制度中所有善和美的部分？写了名字和日期的神主牌位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简单的纪念物，并不比那些火葬主义者用来保存骨灰的盒子危险多少，更别提那些画像和雕像了。为什么必须让那些本土的皈依者交出或毁坏它呢？每半年拜访一次家族墓地是一种尊敬死者的得体行为，为何必须禁止呢？至于作为祭品的酒肉，为什么它们必须用花束和周期性的种花、种植开花的灌木丛来取代，不取代又会怎样呢？甚至在坟墓和神主牌位前的跪拜也不能视为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孩子们被要求跪拜他们活的父母。当我回顾以前所犯的错误时，有两件事情特别使我感到懊悔：一件是不许基督教徒们顺从普通的结婚仪式，跪在一张写有五个崇拜对象的纸条前面；第二件是坚持让基督教徒们交出祖先的神主牌位，以作为他们诚心想要参加洗礼的证据。在这两件事上，我都没有权利来考验对方。真正值得反对的是泥土占卜和祈求死人灵魂的保护。最简单的科学观点就足以驱逐一种形式的迷信，而很少量的宗教知识就可以提供对付另一种形式迷信的解药。这样，对于祖先的崇拜就可以被恢复到孔子那个时候的状态，或是他曾经参加过的那种形式，即仅仅作为一种纪念仪式的步骤。任何采取这种立场的传教使团将会在争取皈依者的竞争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传教士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中国人的教堂亦步亦趋地步其外国传教士们的后尘。当上流阶层也大量皈依基督教时，他们将很乐意放弃佛教和道教，但是他们决不会同意抛弃祭祖，虽然他们可能会屈从于对祭祖形式的某些修改。这正是我一直努力想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