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北京有一所古老的大学，因为即使与之相关的有些建筑常被人们挂在嘴上，但学校本身却几乎没人注意到。事实上，它几乎没有表现出生命的迹象，所以它被忽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然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里，很少有类似的学校能比它更能引起人们的浓厚的兴趣。作为古老历史的一个珍贵遗迹，它同时也是世风日颓的悲哀写照。如果说学校所在的位置是构成其身份的基本因素之一，那么这所古老的大学恐怕会输给欧洲的诸多大学，因为它目前校址的历史最多也只能追溯到14世纪初的元代。然而作为皇家一所具有固定组织和明确目标的学府机构，它的历史，或至少是它的血脉，可以回溯到比修建长城还要久远得多的年代。在周王室的统治之下，也就是公元前一千年之前，这个学校就已经发展成型，并将“国子监”（即“帝国子民的学校”）这个名字沿袭至今。在科学的曙光照亮古希腊，以及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向赫利奥波利斯①的祭司追问他们的谜题之前，国子监就已经闻名遐迩。时至今日它依然存在，只不过它已是灵魂逝去的僵尸化身：它的殿堂是坟墓，它的官员是行尸走肉。在《周礼》第十三卷中对于国子监首脑的职责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国子监的祭酒有责任提醒皇帝什么是仁慈和公正的行为，并且为皇帝解说所谓的“三纲五常”——也就是开设伦理学方面的课程。司业要及时督责皇帝所犯的错误（即履行审察督导的责任），并训练其在科学和艺术上的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术”）。书中没有具体提到下级教师的官衔，不过我们可以从现有的组织体系上作出较为可靠的推断。这个古老的课程表被人们虔诚地遵守，但正如我们所将看到的一样，对于“国子”现已有了更宽松的界定。在周朝时，这个称谓意味着王位继承人、嫡亲皇族和贵族后裔；而在大清帝国它是指那些没能顺利通过乡试的考生，后者可用钱财捐得功名。更为特殊的情况，是北京某些赤贫的学生也能获得皇家的资助，从而完成他们的学业。|www.aihuau.com|15国子监坐落在北京内城的东北角，毗邻帝国最精美的一座孔庙而建。孔庙的主殿是一座单层的高大建筑，其琉璃瓦的屋顶具有帐篷般的圆弧线条。殿堂里没有任何供人顶礼膜拜的塑像，只是简单陈列着木制的神主牌位，上面镌刻着先圣及其贤徒的名讳。这里没有安置座位，因为所有访客在这位伟大的先师牌位前，只能或站或跪。在这里我们也找不到圣所通常会有的华丽装饰或昭示其整洁或趣味的陈列物。也许它空旷而布满尘土的偌大空间是有意留下的，好让这位受到举国崇敬的圣人可以静心冥思，免受外物干扰。殿内所能看见的仅有装饰物——历代皇帝所赐的镀金牌匾，昭示了孔圣人所受的至高礼遇。其中有一块称他为“万世师表”，另外一块写“与天地参”，第三块上面是“圣神天纵”。殿宇前面的一片柏树林象征着永不磨灭的荣誉，其中一些巨柏的树龄已长达许多个世纪。
大殿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矗立着名为“辟雍”的楼阁。因为根据周礼，每位皇帝在一生中都要至少驾临此地一次，以聆听他作为天子的职责所在（因国子监的官员有劝诫其君主的义务②），并以亲自前来接受教诲的形式向国子监表示恭敬。辟雍外面环绕着一条运河，河上有数座大理石桥通往辟雍，还有一座三拱门的琉璃牌坊，点缀着国子监的庭院。而无论是这些建筑还是辟雍本身都不构成这儿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围绕着整个庭院的回廊下有多达一百八十二座巨大的花岗岩石碑，每座石碑上都铭刻着一部分经书的内容。这些经书就是所谓的“十三经”，它们构成了中国教育的主要部分，在这儿被镌刻在据信质地不朽的石料上。在世界所有的大学中，只有国子监才拥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图书馆。……如果说国子监在授予学位这方面“天下无敌”的话，我们也应该记住，它垄断了中国授予进士学位的权力。除了这些用于缅怀历史的部门之外，这儿还有讲演厅、考试院和学生宿舍。但是来访者通常会把这些设施的用途想象为圣迹展示，因为很少能在其间看到学生或教师的身影。通常的日子里，它们就像巴勒贝克⑤或是帕尔米拉⑥的神殿那样人迹罕至。事实上，这所专为“帝国之子”而设立的伟大学校，早就停止向学生传授知识，并已蜕化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附属品，成为一个腐蚀和贬低国民教育标准的累赘，而不是起提高这种标准的作用。为了增强国子监这一机构的重要性，曾经颁布过一项古老的法令：如果一个学生得到了国子监的奖学金名额，他就可以享有穿着秀才服饰的特权，并且可以参加竞争举人学位的乡试。这自然就使得这种奖学金的名额炙手可热，并最终流向了市场，就像卖国债券那样来为政府筹集资金。它们被明码标价，如教皇的赦罪券那样在全国各地出售。它们的价格从没有高得使有志入仕的贫民望而兴叹，现在价格更已经一跌再跌，使昔日的荣耀变成了羞耻的象征。在北京，只要出二十三两白银（大约值三十个银元）就可以买到，而在各行省的价格甚至只有它的一半。不久前，有一名御史曾就这个问题禀奏过皇帝。他言辞激烈地对村汉和骡夫都能通过这种途径出现在文人行列中的做法表示鄙夷，并竭力抨击这样廉价买卖的学位和官职。奇怪的是，他所谴责的居然并非买卖学位的原则本身，而是其不顾后果的价格贬值对市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责备这位爱国的御史，或是指出这种卖学位的掮客行为会怎样危害政府的信用和影响。然而这种交易跟我们正在谈论的主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无论作为买卖目标的是什么样的学位，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名额都必须随着它一起买下，作为嫁接用的根部。于是，荣誉源泉的闸门被打开之后，学位证书大肆泛滥。在一两年以前，有十万个这样的凭证被一次性下发到了各个行省！所以这所古老学府的学者在数量上要超过鼎盛时期的牛津大学或是巴黎大学。但是它也有数以千计的“养子”从未见到过北京的城墙，即使在京城内也有同样数目的学生未曾踏进过国子监大门半步。那些没有足够耐心去等待缓慢的本县考试结果的人往往通过这种方式在国子监里得到了要考取更高学位所必需的资格证明。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少许费用就可以获得所需的考试资格。规模宏大的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前的几个星期，国子监的客房中就会挤满了为在考试中出人头地而刻苦攻读的学生。而在其他时间，它们都空空如也，仿佛是一个被遗弃的村庄。……有时候创造要比变革来得更容易。数年前，这个信念曾引导一些开明的大臣赞同创办一所新的学府来教授外国科学，而不是试图改造现有的机构，如国子监、钦天监或工部，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他们的努力遭遇到一以倭仁为首的顽固保守派的坚决抵制。倭仁为军机大臣，也是皇帝的老师。主要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文人阶层倾向于袖手旁观，宣称更愿意做西方蛮夷的老师而非向他们学习。倭仁嘲笑新学主张，声称以大清帝国辽阔的疆域，不患无才，足以满足任何一个科目中对本国合格教员的需求。皇帝采信了他的话，命令倭仁及其追随者站出来，这样他就可以受全权委托，负责建立一所新的学校。他没有接受这一挑战，而是接受了国子监管学大臣的任命，以示折中。我于1897年回到北京的时候，一位姓黄的国子监祭酒与我互访过几次。他表达了热忱的愿望，认为中国教育的彻底革新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对“旧式大学”的复兴不抱任何希望。第二年，京师大学堂这所新型大学的创立终于实现了这一许多人长期以来所怀有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