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依次访问了赵国、韩国和魏国的宫廷之后，苏秦又接着往东去访问了齐国的宫廷，向每一位诸侯都通报了他有关联合防御的计划，并且从他们每一个人那儿都得到了参加结盟的保证，条件是其他五个诸侯国也要参加。再往南，就是作为中华帝国南部边界的扬子江中段的岸边，那儿有一个诸侯国是否答应加盟对于计划的成功甚为关键。这就是楚国，它占据了如今几乎整个湖北省的面积。这位狡猾的特使把结盟的前景说得天花乱坠，楚王以为自己能够成为盟主，便急切地同意加盟，并让荣耀加身的苏秦踏上了归程。他长期而耐心打造的锁链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铁环——这根锁链牢固得足以让一位肆无忌惮的侵略者不再出轨，并且使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在窝里斗来斗去的诸侯国大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和平的祈福。这个成就的难度和辉煌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轻易过头的。构想这个计划，并且锲而不舍地将它贯彻到底的人应该得到所有加在他身上的荣誉。就像俾斯曼亲王在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同时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那样，苏秦也担任了一个双重或多重的职务。他的主要职务是六国合纵联盟的盟长，而且为了使他能在这个联盟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六个诸侯国都单独授予他一颗国相的大印。他带着一支强大的队和众多的随从往北来到了他故国的边界上，十年前他就是扮成一个香客，手里拿着一根棍子离开这儿的。他在这儿遇到了皇帝派来的信使，后者为他设宴招待，并且代表皇帝欢迎他。据史书记载，皇帝“对他这位旧时臣民的权力和奢华感到惊恐”。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对于苏秦成功所给予的慷慨认可；或者甚至更好，即想要利用苏秦的外交胜利来恢复帝国因受到秦国不断增长的权力的威胁而失落的权威。无怪乎以前待他如此轻蔑的家人现在拼命要向他表示尊崇了！“怎么回事，”他问匍匐在他面前的嫂子，“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却这么恭顺呢？”她带着天真的坦率回答，“因为你现在是大官，有很多钱。”|www.aihuau.com|21苏秦对他的穷亲戚们很慷慨，向他们散发了千金之后，便向赵国的宫廷进发。他把自己的总部定在了赵国，并不是因为这个诸侯国的面积大，或是赵肃侯的影响力大，而是它的自然环境，借用一个科学术语──使得它成为政治压力的中心。据史书记载，“苏秦从这儿派了一位传信官，把合纵盟约送了一份给秦王。”想象一下，在把那个文件送给一位曾经拒绝过他的诸侯，而后者现在又受到该盟约制裁，就像锁链加身时，苏秦的心里该是多么的得意啊！“在此后十五年中，”那位史家补充道，“秦国的军队不敢出现在函谷关以外的地方。”还有什么胜利的证据能够比这更具有说服力呢？毫无疑问，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为了控制他手下这个六国合纵联盟中的不和谐因素，苏秦一定是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在这些国家之间的通衢大道上跑了不少的路程！据说在非洲东海岸的某些地方，不可能派三个人同时去做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其他两个人会连手把他卖做奴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所谓“战国”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每一个诸侯国都对自己的近邻怀有很深的不信任和反感。为了克服它们的这种离心倾向，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这就要求苏秦身上具备一个非常罕见，也许从未有人能超过的各种意志品格的组合。司马迁在其浩繁的《史记》中全文引用了苏秦在克服六国合纵联盟中这种离心倾向时所用的精彩辩说辞。它们既明快清晰，又雄辩有力，但是它们读起来更像是真正的国书，而非利瓦伊⑥所习惯于放在他主人公口中的那种语气。苏秦是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并根据每一位统治者的性情来改变他的说话方式啊！他在一位君王的心中煽动起野心；又在另一位君王的身上唤醒了强烈的嫉妒心，并将其引向强大的敌人；对于一位即将投靠秦国的君王（韩王），他只用了一句谚语就有效地阻止了对方这么做，并且使这句谚语变得脍炙人口，闻名遐迩：“宁做鸡头，不做牛尾”，或者正如西泽所说：“宁在乡村当头脑，也不在罗马当副手。”……关于用外交特使的方式来进行交往，曾经有过一部包含了公认规则的法典。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这些规则。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实际存在的外交活动，而非提出外交规则和理论。下面这些事实将会被证明是十分有趣的：一、在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外交使节特权中并没有所谓的治外法权这种为方便而虚构的东西。热情好客的西班牙人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你寄来一张明信片，邀请你去某某街上“你自己的房子”。所以西方人都同意，作为国宾的外交特使将被认为是在自己的家里生活和活动。有点奇特的是，中国人从未想过以类似的方式来表达外交特使那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尤其是中文并不缺乏由于礼貌或奉承的要求而导致的类似虚言。作为一个原则，一位大使的人身不可侵犯是完全可以确认的。可是在实践中，它又是经常被践踏的。在一个视大使的主要事务为掺和宫廷阴谋的社会里，这样做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二、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中，并没有诸如特命全权大使之类的东西。
一位君主总是认为自己有拒绝接受自己代表所签订法案的自由，只要这样做符合自己的政策就行。当中国人在跟西方人举行的谈判中首次碰到特命全权大使这样的条件时，他们表达了某种惊讶，并且拒绝接受它。“全帝国只有一个人才具有特命全权，”他们说道，“那就是皇帝。”只有采取像攻克中国人要塞这类措施时，才能够导致皇帝同意把“特命全权”这个头衔授予大使。三、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中，没有像常驻公使这样的东西，他们的公使们全都是“特命全权公使”（envoy extraordinaires）。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把他们住在国外的时间延长到几个月或几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使们在国内外之间来回跑的次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在达到在对象国居住的目的之余，还得到了经常与上级会面的好处。作为特使所规定要写报告的一个范例，我可以提及苏秦的弟弟苏代有一次曾经作为大使被派往齐国。回来之后，他的主人希望他报告一下那个国家的状况，以及齐王的个性，尤其是他是否想谋求霸权或是否有希望得到霸权这个问题。作为经常出访或长期驻外使团的例子，我可以引用陈轸被派驻楚国一事。由于经常出使楚国，他被张仪指控为中饱私囊而不事主人。针对他从两个不同的国家收取酬金，而且在外国的宫廷成为一个红人（persona grata），但却并未改善秦国与楚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等罪名，陈轸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我引用他作为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手头的一个论点。四、古代中国大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现代欧洲的那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拟。在古代中国，当时外交的焦点集中在是否要促进或阻止某个列强试图夺取周王室领地的计划上。谁说欧洲的形势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呢？只要把罗盘上的指针反过来，即经过必要的变更（mutatis mutandis），前者的政治地图就完全可以适用于后者。谁又会去指责中国人在阐释现代欧洲的战争与联盟时参照他们自己的古代历史呢？当中国人读到许多个世纪以来，俄国人的眼睛如何紧盯着博斯普鲁斯王国的都城；[17]俄国人的推进如何于1854年遭到了另一位拿破仑[18]与英国的连手阻止；在1878年的欧洲列强会议上，俄国如何被迫放弃了这个快到手的猎物；以及1900年俄国如何吞并满洲里时——他们难道不会相信又一轮甲子已经完成，而中国古老的戏剧正在一个新的和更富丽堂皇的剧院里重新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