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第一篇绝境与生路——经济转



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温州地处浙江省丘陵地带,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温州人说他们自己只有“死”路(水路,温州方言“水”音同“死”音)一条,形容当时人多地少的贫困状态,只有外出打工,做生意。由于历史环境的“基因”,使温州人生来就能吃苦,擅长手工艺,练就了一身买卖经。这种禀性即便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绝迹的时候,也不可能泯灭。因此,文革后期国人就听说温州那里经常闹“资本主义”,也经常批“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开始注意到大城市生活虽比农村富裕,但并不方便。他们根据城市人的需要,用手工制作那些烟囱林立的国营工厂不生产的小商品,并涌向外地贩卖。温州人以生产小商品起家,又带有极大的流动能量。南方铁路、水路各线常常看见温州人上上下下,火车、江船的货柜标签上也常常写着发自温州的地址。温州人很快跑遍了全国。80年代中期,内蒙古草原和云南省中缅边境都有温州人修鞋、缝制衣服的踪影。温州人在“死路”一条的环境压迫下迸发出的经营方式,以“动”和“活”打破了中央计划经济下市场渠道滞泄的状态。

温州人居然胆大“包天”。1991年6月28日,从长沙到温州的第一趟航班正式启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安全地在温州机场降落。王均瑶坐在自己承包的飞机上,激动得泪流满面。私人经营国有航空业务从他开始,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事迹成了国内外的头条新闻。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相继报道了王均瑶的事迹,王均瑶出名了。像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那样,那年,王均瑶才25岁。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王均瑶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在成立了“天龙”包机实业有限公司之后,王均瑶敏锐地捕捉市场信息、分析市场形势,不断地开辟新的航线。

 《险道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启示录》第一篇绝境与生路——经济转
1993年4月,天龙公司与上海航空公司合作开辟了温州到上海的航班,承包了温州机场从没有降落过的波音757型大客机,飞上海—温州航班。1995年3月,王均瑶以33%的股份入股东华航空。同浙江民航、温州民航联手创办了联营公司——东华通用航空公司,经营航空专业飞行、飞行员培训等业务。1995年7月,资产已经超亿元的天龙公司正式成立均瑶集团,紧接着开辟温州到香港的航班。从1991年的第一次包机至今,均瑶集团已与全国二十多个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承包开辟了多条航线,每月有四五百个航班。在承包航空事业的同时,王均瑶的思维转换到了各行各业。于1994年成立均瑶航空饮品发展有限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创办乳制品加工。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进以后,从原本的航空饮品发展成为日用饮品,让名牌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并在多个大城市投资建厂。2002年10月,该集团在上海投资3.5亿元,收购了35层高、面积达8 000平方米的大楼作为营运中心、人才中心、科研中心。事业越做越大的王均瑶在赚钱的同时,亦致力于公益事业,建希望小学、捐赠扶贫基金等。2000年随着三峡水电站的开建,上亿人的移民事项成了国家头等烦事。看到商机的王均瑶站出来,果断地在宜昌投资上亿元,建设了大型的乳制品加工厂,解决了上万人的工作问题。同时投资五亿,建立了宜昌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购物中心、剧院。王均瑶说他们公司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当时只想赚点钱,把企业做大,现在境界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想的是要为社会多做贡献。他说希望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全球,包括上市股票的发行。

五香瓜子是国人喜爱的零食,带壳的瓜子用香料炒熟了,嗑起来很上瘾。这类居民小食品居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断档多年。“傻子瓜子”一点也不傻,动了脑筋,先制作起来,发了大财。人们虽然嫉妒他,但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不发这个财?“傻子瓜子”是年广久的绰号,安徽省芜湖人,号称中国第一商贩,因邓小平两次在高层中提及此人而闻名全国。他在建国前当过小摊贩,1949年后,还在街头摆摊。但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他的水果摊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接着贩板栗被归为“投机倒把”而受清查。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进大牢一年。出狱后,为活命,他炒起了瓜子。

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历次打击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在地下“偷偷摸摸”发展。年广久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是,“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

20世纪80年代初,年广久的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在当时来说绝对是种叛逆。1983年底,有人将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向上反映。不久,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于是“年广久剥削人民,是资本家,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甚嚣尘上。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做了汇报。本来微不足道的“傻子瓜子”居然惊动了最高层。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6年春节前,敢为天下先的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发起有奖销售,头等奖为一辆上海牌轿车。仅3个月,傻子瓜子获利百万。但随即中央下令禁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规定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纷纷提出退货,结果年广久血本无归。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不傻的“傻子”自有不傻的“傻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保护了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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