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民（私）营经济出生在旧体制中，但成长在旧体制外。人们仰望天空，能目及的不过是几十公里，好比是现有浅层的民（私）营经济空间。潜在的市场和技术开发后不断调整的新出现的产业则是超越人们视野的更广阔的深层空间。 农村转向城市广东和福建因毗邻香港和东南亚，利用区位和信息的优势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的形式加工供货，80%的产品出口。服装、鞋类占初期产品的主要成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华南沿海的民（私）营经济实力发展得非常雄厚，如1994年广东省注册的民企已超过4万户。浙江和江苏是轻纺工业的基地，民企利用当地的人才和科技优势生产大量的城镇居民所需的日用品、电器品。产品主要经销国内，特别是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我国大城市长期短缺必需品，且购买力比乡村强，民企的产品便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几乎每到一处都被一抢而空。山东、河南以及河北、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主要依靠当地特有资源发家，如皮毛、药材、山货和水产品等。在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安国县就恢复传统，成为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河北省蠡县是全国最大的皮革、皮毛、腈纶和毛纺加工基地及专业市场。山东、辽宁渔民发展海水养殖，成为富户。不少民企利用城市工业的废料为城市工业加工而逐步壮大起来。为什么民（私）营经济先在农村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期联产承包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自己有权支配剩余的农副产品，支配和转移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在当时占人口80%的农民是改革开放最先的受益者，积累的资金和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自然是转向生产非农业产品，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逐渐发展为市场需要的工业和商业。这场私有经济的悄然革命相当成功，私有者充分利用了自身（农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少量的资金、丰富的资源和剩余的劳动力这三大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勇敢地把民（私）营经济带进了快速发展阶段。
经过七八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的第一轮——农村经济改革顺利通过，民（私）营经济伸向城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承包，城市的改革也是从承包开始的。从1984年开始，国企开始实行承包制。从1984年到1992年在城市的改革主要是承包制，承包制比利润分成更能够调动积极性，但是短期行为比较明显。于是陈云在1988年提出转换经营机制试点，后来在1992年初国务院颁布了转换国企经营机制的条例，给国企下放了14项权利，在公有制范围内调整企业和国家的关系，这时候叫做扩权让利。到1992年十四大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这个阶段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镇的工业体系内部运转缓慢松懈，像一部陈旧的火车，不管被滴入什么种类的特效油都不能恢复它现实需要的速度，曾经拧绑在国企列车上的螺丝—— 一部分劳动力也生锈掉了下来。许多回城的知识青年根本不可能挤进尽管陈旧但仍保险的低速列车上。城市人需要出路，发挥所长，提高生活水平；农村的民企需要城镇，那里是中大城市和农村的连接点，有各种横向纵向活动的经济信息、通讯和交通，有比农村发达的教育、医疗和其他设备。农村和城市在历史吻合的趋势下把民（私）营经济汇集起来。1990年，农村民（私）营经济占全国民企总数的63.4%，1993年农村民企占全国民企的比率下降到45.5%。这股汇合不仅将改革推向第二阶段——城市改革，而且缔造了很多新型工业和商业城市，如广东南海的盐步镇、福建晋江的石狮市、浙江温州的柳市镇等。从世界角度来看，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是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如英国到1870年，农村人口只占14.2%，而城市人口则增至85.8%。美国也是通过工业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民非农化，走上城市化道路的。从1920年到1975年，美国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27.4%下降到4.2%，目前还在继续下降。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都不足10%，9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劳动。英美等国农村劳动力主要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而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除此因素之外，还有三大带有中国特色的原因：（1） 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造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格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渴望进城，这是最深沉的内在动力。建国初期，为了稳定农村劳动力，使工业保持较高积累率，政府实行了城乡高度分割的政策，如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实行主要生活资料统购统销等。这些城乡分割政策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以隐性形式滞留于农村，造成农村的贫困落后，也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同时，二元格局下的户口迁移、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制度给城市人明显的优惠，使几代农村人向往城市生活。目前，虽然城市的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劳动用工等制度正在改革，但旧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2） 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为民工潮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城乡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压抑多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有条件离土离农。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开放沿海一些城市，需要大批劳动力供给，特别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为内地及沿海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再次，在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2001年3月底，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政策依据，也是形成民工潮的宏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