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回顾民（私）营经济的成长历程后，我们接着介绍它的现状。首先揭晓的是数字，民企总数究竟是多少？在本书第二章中的数字统计为43.2万户（1994年），这是在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民企数字。此外，还有大批没有登记注册的民企未统计在内。数字不准确，并不是计算本身有错误，而是由现实社会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所致。民企有两种形象，一个是灯光下的标准微笑，另一个是红色帷幕后的微笑。前者轮廓分明，后者隐约闪烁。 显形和隐形的民企国家曾给现行的几种非国企下了明确定义：① 民企。雇工8人以上（包括8人）的企业或商业为民企。② 个体工商户。雇工8人以下（主要是帮工和助手），业主从事生产劳动的私人企业为个体工商户。③ 集体企业。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的企业，在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后已经“升级”，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实际上成了政府控制下的第二国企，人们称之为“二国营”。④乡镇企业，前身叫社队企业。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由大队一级或公社一级政府办的为社队企业。社队企业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萎缩，文化大革命中则基本被消灭。改革开放取消了人民公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又一次兴起，更名为乡镇企业。它的内部成分除乡村两级的集体企业外，大部分包括家庭经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民企。民企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即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全国民企组织形式的发展变化具有以下特点：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有限责任公司增长速度最快，独资和合伙企业所占份额逐步减少。1998年，有限责任公司占全国民企总数的51.76%，独资和合伙企业分别占36.78%和11.46%。据统计，1994年民企最保守的数字是100万户至150万户。工商管理局登记的只有43.2万户，其余100多万户藏在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里。前者被称作戴“红帽子”，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虽然是“后娘”养育，但在领导人和现行体制中它们属于公有制，姓“公”，不姓“私”，不但光彩，而且待遇比个体私营好。后者被称为戴小帽子，因为个体工商户没有或者只有轻微剥削，也算在劳动者的光彩阶层，所以目标小，政治政策的风险也就小。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温州地区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即几户家庭企业或个体户以资本或劳动力，或以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入股的企业。这种聚合体被按集体所有制对待，经营方式成功，但也使企业类别复杂化。据1993年统计，一些地区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含有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和民企。温州地区，1994年民企在工商局登记的为1 032户，以个体私营为主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为24 153户。24 153户中民企占40%（不含个体工商户），即9 661.2户民企，是工商局登记的9倍。河北省蠡县，1994年乡镇企业总数14 773户，其中乡村级企业占247户，股份合作制企业占3 113户，个体民企占11 431户，占乡镇企业总数的88％。湖南省集体企业总数为15.5万户，其中民企为38 700户。而在省工商局登记的民企只有6 374户。戴“红帽子”的民企是登记的6倍。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乡镇企业中，乡办企业占29%，村办企业占4.02%，联户企业（几家组成）占3.52%，个体私营占62.6%。根据有关数字统计，全国乡镇（集体）企业总数中民企占80%，有的地方估计占30%～50%。全国乡镇企业中，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占主要成分的只有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和京、津、沪三大城市的郊区，全国其他地区个体私营占很大比重。无论依据哪一种方式估计，隐形的民企大大高于登记注册的民企。 戴帽容易脱帽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关于企业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迎刃而解。但当这些地下民企的老板想卸去“红妆”恢复私营的本来面目时，麻烦便出来了。当初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因素决定他们戴上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他们经历了几十年政治历史的颠簸，背负着起落的阴影，怕政治再变、政策再变，怕社会骂他们是雇工剥削，所以继续戴着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在避风港里发财壮大。经济方面，“公”和“私”待遇不同。国家税务局统一控制和颁发各类企业和商业发票。A级发票国企使用，B级发票集体企业使用，C级发票个体户使用，D级发票民企使用。从D级到A级像从歧视到优惠一步步上升的台阶。1992年以前国家银行从不向民企贷款，土地管理部门不敢批土地给民企建厂房或经营场所，一些国营企业不敢接受民企订货单。但是只要戴上乡镇企业的帽子，就按集体对待，贷款、用地、业务交往都比较顺利。“公字”印记，两方保险，双方放心。另外，按照国家规定，有些行业是民企禁入的，比如经销药品等必须专项审批的行业，只有挂“公”才能放行。就经营范围来说，国家对民企也有明确限制，如粮油、烟草的批发就仅准许国营或集体企业经营，民企仅可小打小闹做点零售。“禁果引馋”，民企对这些行业和领域自然垂涎三尺，以为戴了“红帽子”就可以蒙混过关而大捞一把。再就是社会歧私、怕私、拒私和仇私的观念，在社会舆论中，特别是高层人物中仍然是不易驱散的阴影。民营企业家是在社会歧视中奋斗出来的创业者。尽管到了今天，许多国人的骨子里仍然觉得来自权势的钱比来自经商的钱高档。民企戴着“红帽子”挂靠在某国有机构，该机构就可向民企收取营业额的5%作为管理费，这些费用一部分装进了“小集体”和个人腰包。同时，在他们名下的企业越多，就越能在上级面前证明他们的“政绩”，这是一些官员升官的重要途径。198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核物理系教师石山麟发明了高压水泵的专利，并以此为资本“下海”办实业，在郊区向村政府租了一块地盖工厂，因为用了农村的土地和劳力，名义上也挂着乡镇集体企业的旗帜。水泵的销路非常好，几年里资金上了几千万。在企业壮大后，他有一个志愿就是为自己正身：“我是民企。”这场更名简直是人事关系大会战，几年下来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原因是哈尔滨的实权人物要维护自己的政绩，怕当权时出了大资本家。石山麟的昌宁集团被迫于1991年末搬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距离政府疗养避暑的海滨北戴河仅十公里。1989年后，河北省委围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民企，民企特别是大集团寥寥无几。当时秦皇岛市比较开明，接纳了昌宁集团。1992年，邓小平刚刚在南方发表讲话，昌宁集团已经是拥有一亿固定资产的大企业集团，对于秦皇岛来说真是天上吹来的甘霖，贵如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