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仔细观察便发现城市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呈现出新的变动，有从事股票买卖的股民，有房地产或贸易经营者和经纪人。新颖的产品和项目大部分是由个体工商户、民企和三资企业或自由职业者开发经营的。与此同时，国家正在极力改造国企、商业、运输、科教观等体制。但几年来体制内的改革步履维艰，成效甚小。而非国有经济悄悄在他们面前耸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明显在改变着经济的格局。 失落的功臣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先后实行三个方案，希望是昨日功臣的国企东山再起，但成效远不如预期。首先是“放权让利”给国企，以期望能激发国企的活力。但是无论放多少权，让多少利，企业姓“公”，而不姓厂长的姓，国企家没有主人的责任感。他们只负责赢利，不负责亏损。中央放了权力，厂长和职工多了工资和福利，但效益不理想。其次是承包制，弊病也一样，国企只包赢利，不包亏损。包袱沉重而又虚弱的企业仍然躺在国家和银行的温室里不能起床运动。最后是“明晰产权，政企分开，推行公司制”。这一方案刚刚热闹了一阵，当权者和一些理论权威产生了恐惧，担心将导致国企私有化，党会丧失主要阵地。于是方案遭到冷却，国企的改革明显停顿。不久，官方又大讲实行现代化管理，到1995年底，党和国家又提出国企改革，要“抓大放小”，实行资产经营和控股公司。上述主张反映了决策者在国有制企业改革方面多疑和彷徨的心态。1986年，《国企破产法》公布，但它像蜡制的贡品放在高高的神坛上，没有人敢触动它，甚至不敢给它掸掸灰尘。其实，国企正在自形或变相“破产”。此法公布后的几年中，2/3的国企不同程度亏损，一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银行和财政部门流水般地发放贷款和印钞票，弥补国企的黑洞。不少地方政府的官员已经厌倦了这种越陷越深的做法，他们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内加快国有中小企业的拍卖，推行企业公司制。但全国仍然有不少企业负债累累，生产不景气，像骨瘦的旗杆在晴天的风击中危颤。国企，特别是重工业和纺织工业由于历史因素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缺乏原材料的沿海大城市，如沈阳、天津和上海。那里又是改革开放和民（私）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人们只注意到国企机制落后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它对于开放地带已经是“夕阳工业”。如何使“夕阳”再放光芒？那就是搬迁到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但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转移，因为退出或转移，投入成本太高。在现行体制下，谁都愿意短期树立政绩而不愿意承担风险。一些劳动密集型、经济和社会效益低的轻工业和小商品加工业国企，北京市比较成功地进行了转移。过去属于轻工业的塑料厂、小五金厂和肥皂厂等都建在市内，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又污染城市，北京市政府狠下了本钱，把它们迁到地价便宜的郊区，也解决了偏远农民的就业。在市内的原来的厂址上大兴现代城市的行业——房地产，商业大楼实现了土地处于黄金地带的价值。不能绝对说国企的产值在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增长，而是主要靠石油加工业和日用化工业等几项赢利的行业来弥补亏损，靠新的投资和扩大资本存量。这仍然是靠高投入低产出来维持增长。政府在1994年至1995年之间极力压缩以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以前的1万7千亿人民币压缩到1万3千亿。然而1995年又回到1万7千亿的巨大数字。调节效果不大，国企如此走下去，等于继续陷入恶性循环的黑洞。|www.aihuau.com|23 “叛逆”的企业一位民营企业家说，我们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与国营企业竞争中有自己的优势，贵在两个字：“灵”——灵活，“精”——精干。民企和个体工商户在今日的市场经济中有着广阔的空间。这是对外部条件而言，更重要的是民（私）营经济内部机制具有国企不可比拟的活力。西方人早已熟悉的事，现在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它的优点：“私人产权，自负盈亏，自由竞争，利益激励。”四句话反过来又点破了国企内部机制的弊病。美国一位华商准备向国内推荐美国一种人工肥料的酵母剂，眼睛盯准民企作为合作伙伴。他的程序是找后门，通过官方认识私营大款，百般游说。几乎每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家都希望先看到正式的可行性报告后，再决定是否和他进行实质性的洽谈，官方介绍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否能盈利。中国民（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成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在决定项目投入时，首先考虑投入产出的效益、市场容量多大、利润多高、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如何，等等。可行性报告是投资程序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考察可行性后，极力争取时间，实现投产。他们不用层层报批，不用付出因消耗时间而产生的高额成本。进入现代化管理的大型民企，极其重视智力投资，设立技术研究、项目开发和市场调查部门。企业内部分配也相对合理，高级主管的工资是工人的5倍或10倍，工人的工资也高于国企工人的工资。有贡献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可以领到高额奖励，不任人唯亲。昌宁集团总裁石山麟内部提出革除“小舅子”的主张，不准任何裙带关系进入公司实体，十分见效。他办了一份昌宁报，实际上也是为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家属安排工作。民企与国企和事业另一个根本区别是没有“单位”的控制。单位是国家垄断的公有制下最基层、最直接控制人的部门。民企除了分发工资外，公有制单位的一切分配都没有了。从微观角度看，它减少了机构或企业的负担，增加了运行效益。从宏观看，民企的新机制彻底打破了国家控制的种种密网。1987年，中国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对民企的调查，将其中关于资金的数据仅与乡镇集体企业比较，就很有意义：①资金来源。民企：68%自有资金，32%借入资金；集体企业：50%自有资金，50%借入资金。自有资金率越高，资产经营者的风险越大，责任约束也越大，他们的自有资金必须加快运转才能积累资本，扩大盈利。② 经营收入，以100元计算（扣除费用后）。民企：盈利21元人民币；集体企业：盈利16元人民币。③ 劳动生产率，以100元计算。民企：每个劳动日创收37.80元人民币；集体企业：每个劳动日创收18.90元人民币。④ 经营费用，以100元计算。民企：盈利26元人民币；集体企业：盈利18元人民币。国企没有具体数字，但平均每一个指数均低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和依托的乡镇集体企业。三种企业形成鲜明对比，机制不同，生命力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衰败，民（私）营经济日益形成强大力量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大趋势看，中国民（私）营经济的发展只有30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多数企业还是家庭经营，企业文化形象显得原始和粗陋。1980年，中国民（私）营经济是零。1993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的50%由集体企业、民企、三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非国有经济贡献。数字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如日中天，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非国有经济最初的20年一共登了三层台阶：1978～1985年占社会工业总产值1/4；1985～1992年占社会工业总产值1/3；1993～1995年占社会工业总产值1/2。从1980～1994年，各类所有制企业产值都有增长，但情况很不同：国企增长1.1倍；集体企业增长3.14倍；非公有制企业增长33.14倍。（见《改革促成经济成分新格局》，人民日报，1994年1月16日）非国有经济从微弱的比重到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究竟涵盖了多少财富？ 根据1994年报刊透露的信息，对中国民（私）营经济实际固定资产的估计如下：中国民企约有100万户；固定资产3 500亿，产值3 000亿，从业人员1 500百万人；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固定资产1 318.6亿，产值1 637.5亿，从业人员3 775.9百万人。把以上二者的数字相加：固定资产4 818.6亿，产值637.5亿，从业人员5 275.9百万人。1993年国有工业的财富：固定资产34 950亿，实际固定资产约15 000亿。非国有经济中的民企和个体工商户的固定资产为4 818.6亿，而国有经济固定资产为15 000亿，从单纯和枯燥的数字中我们能看出中国民（私）营经济占有重要角色的格局已经明显形成。
公有制经济在量上占主体地位。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所有制民（私）营经济成分有所不同。国企不在于量，在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经济将从半边天的局面中继续扩大，民（私）营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的格局将发生新的重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