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闻名天下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渗透着侠义精神。菩提祖师，乃是海外老仙，这位大仙只用了三年功夫就使孙悟空学会了长生不老术，七十二变和筋斗云的本领。这对悟空今后大闹天宫，以至最后成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孙悟空闯龙宫，闯天宫，闹蟠桃会，吃仙桃，喝圣酒，窃仙丹，戏天神。而后在花果山上扯起“齐天大圣”的旗帜，把天兵天将揍得人仰马翻，完全一幅不服天朝管的拽样。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革命精神”，恰恰切实迎合了年轻人压抑良久而又好奇好胜的心里。这种精神也正是当今创业者具备的大无畏精神，而这种“离经叛道”，在儒家文化里鲜有的。或者是讨厌的。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悟空看到许多妖怪欺负黎民百姓的事情，这些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悟空就爱“管闲事”，这种精神就叫做侠义精神。 刘梦溪近日所作《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履痕》谈到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和“侠”的问题。他说“士”的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古代的“士”，不仅讲学问，而且讲骨气。中国古代的“士”有文士和武士的区别，武士需要有“侠”的精神。他感叹现代的“士”和“侠”不容易看到了。不过也不是根本没有，他说他最欣赏的一个有“侠”的精神的人，是和人吵过架的彭德怀。 这使我想到了上初中的时候中午一放学，回家就打开听收音机，边吃午餐，边听《萍踪侠影》、《三侠剑》、《七侠五义》、《白眉大侠》等武侠评书。这些侠义小说里一方面彰显了江湖与庙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庙堂之外，另设一个价值中心。因为侠的意义不只是他帮助别人，他树立的民间声誉和人气是直接威胁王权的。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末民初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秋瑾都是道义之侠。他们都具有“天遣人间报不平”的侠客精神。你看贺龙、彭德怀那都是侠，直接威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就有些“侠”的气质。
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小说里侠，事实上他们所负载的是古老淳朴的文化传统，它源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根性。侠义精神的核心是“替天行道”，此“天道”即人间公道。的确，没有侠文化，仅仅由庙堂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毕竟是苍白和片面的。侠入于江湖，获得道义，又出于江湖，放眼天下之时，常常颇有一种满含着道义的豪气，社会清平时有为国立功的愿望，世道不平时有张扬正气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候，还成为振兴民族的期望。长夜漫漫，人们仰望星空，却只有一弯冷月，几粒疏星，难得将这长夜照亮。而“侠”的横空出世，带给苦难深重的芸芸众生就是一种希望和惊叹！ 刚建国的毛主席时代，旧社会留下的烂摊子需要建设性的侠，比如王进喜、雷锋。他们都是侠，因为社会相对公平，他们主要是做好事。改革开放后30年，先富起来的新阶层对青年创业者进行股权投资支持他们创业，这就是侠。成功了得到好的投资回报，算额外收入。失败了就值当是做好事。以一种帮助人的心态做创业投资，在创业者最困难的时候，你扶持他，这就是拔刀相助。当然我们希望成功的越多越好。我国的自主创新真的太落后。因为银行的钱根本不会去支持青年创业。有的银行最多也是虚晃几枪，亮亮相就结束了。这是事实，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前不久接触了某地政府金融办的人，人家基本是不谈支持创业的。因此，我们这种对侠的定义转变，就是因为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人们对侠客的期望也自然跟着调整。 欧美为什么强大？是因为社会结构好。现在来看，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结构严重失衡。这样的侠也太少了。这就要求创投机构更要有“古代侠客”精神。唯利是图不应是中国创投的气派。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小锋君说：“我呼吁银行的同志、证监会的同志、工商局的同志、税务部门的同志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资金进入PE和VC领域，通过他们进入到企业，现在企业很需要钱，但是由于PE和VC太少，他们眼睛太挑，所以大家得不到钱。”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侠义精神。总之，新时期下的中国需要把侠客精神焕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