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上下分屏变左右 《重新发现社会》第一章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



在历史上,“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与法语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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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本为“众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应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失衡的思想

无论是突破自由底线的极左,还是突破平等底线的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出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2006年,笔者在柬埔寨旅行,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至今未愈的破败以及极端年代留下来的创伤。在首都金边,由于电压不稳,上网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时常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深受法共《人道报》熏陶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必须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它生产矛也生产盾。法国有罗伯斯庇尔,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萨特,也有阿隆。法国从来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谁会相信今日法国人真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国民阵线?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与力量。从这方面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能够自由组织,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语与法语中,“右”还具有“权利”之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的本质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使民众变得无知无为。

对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早期的人类,站起来行走,头顶星空、脚踩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行动者——人这一层面。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人始终如一是出发点。

换言之,“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思想如何解放?

有时候,政府会站出来鼓励思想解放。当说,世间万物,论及本性,都是倾向于“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是发乎自然而且美好的自由之声。又比如,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颗种子埋在瓦砾之下的土里,每天浇水,种子便会从瓦砾之下钻了出来。同样,如果把种子装进坚硬的头盖骨里浇上水,种子会有惊人的力量将头盖骨分开。种子的信念,让我们看到自由生长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自然自发的秩序怎样丰富我们周遭的世界。

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却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结束生命都是如此。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愿与盖子“白头偕老”,不再改变。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适应绝不应该是上述跳蚤式的适应。

由此不难发现,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网,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时代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虚拟之盖与实体之盖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自由思想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积极地维持心中的光和热,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

其二则表现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正如婴儿生来会啼哭,尽情表达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其所希冀在于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设禁区。

进一步说,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草色遥看近却无。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当我们回顾自小岗村农民按下血手印以来中国流行与风尚之变迁,亦不难发现,这个社会早已通过其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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