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报道，《中国不高兴》的策划者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策划人。2008年10月3日，该策划人把几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区的一处农家乐一住三天。“这三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讨论、神侃。我们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是从去年10月的两件大事开始的，然后就发散思维说下去，结果三天三夜的讨论，讨论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的内容。”三天“闭关”结束后，学者们各奔东西，而策划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则根据这三天的讨论录音进行分类和梳理，整理成文字资料，“书中99%的内容都是这三天讨论的”。对于书名，也是从图书市场的角度考虑的。有人批评《中国不高兴》是一部“山寨作品”，并非没有道理：其一，它的确是五个人在山寨子里商量出来的，而且商量了“三天三夜”；其二，是该书基本上只是copy网上部分“愤青”的部分言论，内容也谈不上什么创新。有趣的是书的封面竟然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当年“替天行道为招安”，想想洪秀全从金田村杀到九江东进南京为称帝，再为争帝位几位天王互相杀，我本以为那种以“替天行道”为名、以“替天行房”为实的年代已经翻过去了，谁知这几个字如今还是被人拿来当做封面女郎招揽顾客。而如果你把几位“熬夜”与“替天行道”连接起来，就不难发现几位作者为何能在农家乐里大辩“三天三夜”而乐此不疲——莫非他们是在给上天打电话、发传真、写E-mail？只是不知道当时上天是如何批准了他们要行的道，给了他们救世军的授权书，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胡言乱语，传达了上天的旨意。又抑或经过三天三夜的辩论，最后论定上天不死亦废，于是自作主张，自封为二十一世纪的天兵天将了。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而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也要被人代表了。众所周知，中国本无情绪，有情绪的只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且人们情绪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高兴”远不如“我不高兴”来得真切与诚恳。陆游当年写《书愤》，写“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所表达的都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对北伐的渴望。而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却是几个日日夜夜享受着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划出来的。早在若干年前，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这篇文章中，龙先生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www.aihuau.com|34“不高兴派”当然有理由告诉国际社会自己很生气，但是冒充中国着实有越界之嫌。本书作者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这位男子只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是做时代进步的生意，还是做时代退步的生意？是促进人类和解、共享文明成果，还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发“未来的国难财”？相信许多读者心中都有定论。无利不起早，就生意论，在推销思想上商人往往会比哲学家更有热情。如罗伯特8226;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介绍，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往往有十个更天才的书商在忙碌。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就是在一个书商提议下上马的。或者说，“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罗，而是那位叫庞库克的书商，一位巴尔扎克式的资产阶级英雄。这位十八世纪的法国红顶商人，一边和哲学家们称兄道弟，一边想方设法在政界寻找保护伞。从庞库克到狄德罗，这些人之所以能为时人与今人津津乐道，显然在于他们做了一桩促进时代进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划一堆无用甚至有害的情绪，从中牟取蝇头小利。粗看“不高兴”，也的确是一堆情绪，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原创。“不高兴学者”说，“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这些“绕口令思想”基本上语无伦次了。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而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够人尽其才，能够在他们拥抱世界时不被“英雄集团”的推崇者们动辄列上“汉奸排行榜”。更何况，如果只靠着“英雄集团”来为中华文明延续香火，万一遇到张贤亮小说《一亿六》里那种“有精英，无精子”的尴尬，中国将如何是好？至于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纪初胡适等先贤就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一方面，中国要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学得了西方的文明，却学不了西方的野蛮”，而这里的“西方的野蛮”，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适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有兵的文化”。然而，面对时代的困顿时，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国主义”当做本国政治或者文化一无所成、一塌糊涂的替罪羊与遮羞布，更不会言必称“决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类，除暴安良。在胡适看来，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最紧要的是自救，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国家。而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对比两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两个时代的开放与自闭，难免让人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好在，拼凑《中国不高兴》的五位虽然毫不犹豫地代表了中国人“不高兴”一回，但实际上他们还不能代表中国知识界，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中国会走德国的老路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有朝一日再次遗祸中国，可以肯定，现在有些媒体对这一思潮采取一种暧昧甚至怂恿的态度，无异于在发“未来的国难财”。有人曾这样形容时代变迁的动力：后一种思想战胜前一种思想，未必都是因为前一种思想不好，而是因为坚持前一种思想的人慢慢过世了。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人既是社会存在，同时也是自然存在。自然死亡的循序渐进与内生秩序，足以消化人世间许多无谓的挫折，使世界重新回到寂静中的生长。几年前，我与法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德兰诺瓦先生聊天。他与我谈到二十世纪有三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中国往哪儿走”。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疑虑重重、寝食难安，一会儿“中国崩溃论”，一会儿“中国威胁论”。前些年，甚至有人担心，同样有着历史屈辱与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中国，会不会像德国一样崛起？当然，类似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然而，以目前的中国人心与世界大势，中国当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首先，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是在德国社会由开放走向封闭的呼声中完成的。与此相反，今日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虽然观点纷呈，或有对立，但在努力接驳世界、充分世界化等方面却早有共识，开放是中国崛起的源头活水，没有开放中国就没有未来。而且，绝大多数青年人也是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从历史与传统来看，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形成是很晚近的事。中国自古具有天下主义传统，“普天”“四海”“宇内”等都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可供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哲学支撑或思想来源。而且，中国也没有发育出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中国文化极其包容。事实上，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盟建设的关心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关于“四海之内皆家国”的天下传统并没有丢失。学者吴稼祥不无道理地指出，把北京奥运会当做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中国版加以诋毁，对一个正在崛起并有待民主化的大国进行价值围剿，表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西方政治家和西方舆论界在政治智慧上并没有太大长进。德国纳粹也是“一战”战胜国亲手制造的祸患，他们对德国崛起的恐惧导致他们对德国的过度惩罚，使得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裂变为仇恨和报复，这正是酿造希特勒主义的最好酵母。而这一切，显然是今日中国政府以及所有外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如上所述，如果“西方世界”继续将中国设为假想敌，鼓吹“中国威胁论”，势必激起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也为那些反对开放、想着开历史倒车的人提供观点或者决策上的支持。问题在于，如果国外封锁你，你自己也真的封锁起自己来，开始抵制“洋货”，一起做中国的减法，岂不是“锁上加锁”，对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