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0年前，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经济暗战， 1932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经济法令——《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亦即执行如今国际贸易领域早已为人熟知的“原产地规则”。 这项当时颇为超前的法令，具体条文中并未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其实是目标明确的反制措施，矛头直指对华虎视眈眈的强邻日本。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中日之间炮火连天的热战，打打停停，但经济角力的暗战，却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歇过。 杯水车薪 一次大战期间及战后的20年代，日商利用欧洲资本疲弱之机，蜂拥来华。它们在日本政府及大财团支持下，收买、吞并华商纱厂，并以较优的生产设备，以及削价倾销等方式，大举扩张。 据统计，1921年到1931年之间，在华日商纱厂资本额由不足2000万元，增至10800万元以上，占中外纱厂总资本额比重，从一成半左右，激增至超过四成，几乎拿下了半壁江山。而同期，本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华商纱厂，因财力薄弱，唯有节节退守，所占资本比重从七成半下降至五成半。另一主要在华外资英商纱厂，也从9%跌至3%。 自1928年5月北伐军与日军在济南爆发冲突，日军肆意报复，酿成“济南惨案”后，到1931年～1932年的“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相继爆发，数年之间，中国国内民众反日情绪持续高涨，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为数众多的在华日商纱厂首当其冲，一度不得不减产。 处于守势的华商纱厂，因此获得一定的喘息机会。如1928年到1931年底，全国华商纱厂从73家增至84家，纱锭总数增加了22%。行业领袖无锡荣氏集团，尽管自身处境相当困难，仍在1929年后增添纱锭25万多枚，增设布机2400台。 为了掩人耳目，扭转颓势，精明狡狯的日商想方设法将自家产品改头换面，冒充“本土出品”。日本对华直接出口货物“伪造国籍”的现象，也日益泛滥。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出台法令，规定所有进口货物必须“验明正身”，目的当然是釜底抽薪，继续打压日商，以助步履艰难的本土厂商一臂之力。 但对华战略已呈强势进取姿态的日本，岂肯轻易就范？日商在其政府强力支持下，一再抵制拖延，导致该法令迟迟无法执行。到了1934年4月，国民政府只好决定该条例的实施“将无限延期”。 这一轮的中日“贸易暗战”，中方未能取得预期战果。 “断然手段” 自1933年5月到1935年5月，中方被迫与侵入华北的日军相继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东、察（哈尔）北及长城沿线，都成为“特殊地带”。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公开唆使、纵容下，华北地区的走私变得合法化了。 华北的走私活动分海、陆两路进行。海路多由日军直接控制的大连或营口出发，用帆船、汽船运到秦皇岛一带沿海，然后用火车、汽车南运天津及华北各地，乃至江南地区；陆路则沿长城一线展开。 当时的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公开宣称：“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得以实施和解决。” 1935年5月，日军以武力相威胁，逼令中国海关放弃长城缉私行动。9月9日，日军当局更正式通知秦皇岛中国海关税务司，要求将所有海关缉私船上的机关枪一律撤除。数日后，又要求在其划定的所谓“战区”3英里内，无论武装还是非武装的缉私船，一律不得行驶。
日方支持下的冀东走私货物，主要有棉纺织品、人造丝、糖、卷烟纸、煤油、五金等。据估算，1933年～1937年间，日本在该地区走私货值接近3亿元。日本浪人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大量走私中国白银出口，仅1935年4～5月间，银币私运量就高达17.8万元。自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短短9个月内，中国关税收入因上述走私活动，直接损失达2500万元。 走私进口货物，比正当进口的工业品以及国产同类货物便宜很多，导致华北天津、唐山等地华商纱厂无法维持生产，不得不折价落入日人之手，上海人造丝厂纷纷歇业倒闭，从1935年的21家减少到1936年的六七家，织机也从两万台缩水到三四千台。面粉、卷烟、火柴等重要行业，同样大受打击。影响所及，华资航运业和金融业亦深受其害。 在华南地区，日本人、朝鲜人及台湾浪人在日本海军庇护下，来往于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进行了猖狂的走私活动。 由于东北陷于敌手，华北只是勉强维持，华南实际上由“南天王”陈济棠集团割据，江西等腹地山区又有红色苏维埃政权“作乱”，内外交困的蒋氏南京政府，对日方公然大规模“官倒”的蛮横战法，已无力有效应对。 自乱阵脚 就在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执行困难，宣布“将无限延期”实施《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的同时，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又向中方投下一枚经济重磅炸弹。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处长天羽发表强硬声明：“如各国各自与中国在经济贸易上有所交涉……倘至扰乱东亚和平，则不得不加反对。”他指责“最近各国，向中国售卖军用飞机、教授飞行术，派遣军事教练官、军事顾问等，及供以政治借款，其结局显系离间中日及他国间之关系”。 此项声明，无异于公开阻止中国与他国的经济交往，视中国为日本独占的保护国。 不到两个月后，辞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不久的宋子文，联手国内十几家最大的银行，在上海成立中国银行公司。宋子文与孔祥熙两大南京政府“财神爷”之外，陈光甫、张公权、贝祖贻等一干著名银行家均为董事会成员，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已经实现“公私合营”的中国银行，认股1/5即200万元，为最大股东。 以宋、孔手中掌握的政府资源，加上鼎盛的银行家阵容，这家新公司本应备受在华外国金融资本的青睐，但在“天羽声明”阻吓下，它居然吸引不到任何一分钱的外资股本。 同年7月1日，在日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又再做出让步，公布《1934年国定进口税则》，减税货品大多是来自于日本的棉货和海产品，增税货品则以美国货（如占中国总进口六成以上的棉花、五成左右的汽油）名目最多、比例最重。 日本是减税最大受益者，而无论增减税，最大的受害者，都是中国民营工商业，其中又以棉纺织业为“重灾区”。 此时，中国棉纺织业的“旗帜”无锡荣氏集团，陷入了资不抵债的边缘：截至1934年6月底，荣氏旗下申新纺织公司资产总值为6898万元，负债总额为6376万元，而当月到期应付款，还有500万元。 心急火燎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请求国民政府给予救济，比如政府担保付息发行若干公司债。但实业部（陈公博任部长）派人到申新调查后，指责申新“无组织、无管理”，仅仅开价300万元，要求对之“根本整理、收归国有”。此说一出，激起全国棉纺织行业公愤，各地同业纷纷通电反对，政府介入“整理”的计划才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自乱阵脚，乃兵家之大忌。80年前，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经济暗战，中国处处受制于人，当政者应对乏力，顾此失彼，固然难辞其咎，但根本原因，仍在积贫积弱，国力不振。以今视昔，不禁令人慨叹。 部分内容曾参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王方中教授编著《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1842—1949年》，主题图选自刘香成、凯伦·史密斯编著《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