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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从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8226;珀杜（Peter Perdue）说的：“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在西北欧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举个很小的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的本质，包括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让我们认识到了欧洲通往现代性过程中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民主、罗马法律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把它们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叶，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西方国家并没有采纳它——但是希腊文明，尤其是其遗留下来的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思想，都贯穿于从古至今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说它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为过。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希腊建筑中的柱式主要有多利克式、爱奥尼克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科林斯柱式成为首选的建筑风格，试图传达一种永恒的权威，从大英博物馆到最高法院无一例外。与之相类似的，罗马法律的发展——在11世纪和12世纪主要体现在天主教中，有助于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遍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认识到文明的延续比较容易，但是却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这些都是国家腾飞的必要条件。文化特征无疑有助于塑造欧洲的现代性，但不能与先决条件混为一谈。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西方家庭。例如，根据后见之明，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都与工业化进程并存。欧洲在科学领域明显具有优势，主要基于越来越多的知识探究自主性、科学活动的普及性、研究的规范化及拓展。但是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清代的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兴起了各种形式的争论、辩论和经验主义观察，它们丝毫不亚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理性主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文明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就是试图在新兴观点和传统权威观点之间寻找折中点，而并非彻底地抛弃后者。1800年，欧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产，例如法律法规和议会政府的建立，但这些都不是经济突破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个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化实现现代性的情形时有发生。克里斯托弗8226;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存在一个广阔的通往欧洲的美国腹地，那么欧洲内在的政治文化优势，看上去将要被抛弃了。”
